日前，一则“61名院士联名上书管理层，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新闻再次揪出了争论十多年的转基因话题。而这一次的争锋，因指向“水稻主粮产业化”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激烈。

　　与以往“挺转派”和“反转派”关注于食品安全的舌战不同，这次争辩的焦点则指向“国家农业战略”。由此，转基因的关联标签上，除了食品安全外，还牵涉巨额利益的经济账以及渐行渐近的全球农业革命。

　　黄金大米 缺乏商业运作

　　这次出任“挺转派带头大哥”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这次引发争议的是10月19日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的 “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活动。现场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据悉，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当日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活动中，张启发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之后其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 “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他同时透露，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管理层，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他还提到，今年夏天海外49位专家写信给管理层，建议推动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据了解“得到非常正面积极的回应”。

　　他提出，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从1998年开始，经过11年的努力，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在2009年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当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如今，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因缺乏商业化运作，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之路渐行渐远。

　　大豆之殇 洋豆驱逐良豆

　　张启发口中的刻不容缓，指的是转基因作物的出现，正在撼动中国坚持确保粮食基本自给的农业战略。据悉，我国18亿亩耕地，即使在去年粮食“九连增”的基础上，仍进口了5800多万吨大豆，加上大米、小麦、大麦、油菜等，大概是8000万吨，折成耕地则需要8亿亩左右。而转基因作物产生或增强了抗虫、抗病、高产、优质等性状，在农业生产中能够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果不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保证粮食自给，可能将不得不放弃油料、棉花等一大批作物的安全。

　　这一点，从过去十年间中国大豆种植业的败退中得以佐证。中国是世界大豆起源地，20年前中国实行大豆振兴计划，我国成为了世界大豆净出口国，然而不过十几年光景，中国大豆已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从世界大豆出口大国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国人消费的大豆70%~80%依赖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和南美洲国家，而这些大豆也基本为转基因大豆。

　　为何中国“良豆”成功被“洋豆”驱逐?其占领中国市场的杀手锏就是低价。转基因大豆因其抗虫抗病高产优质的特性，价格比我们东北的黄金大豆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又多了六分之一，于是，在开放进口后，东北黄金大豆被迅速淘汰。郎咸平曾在其博客中详细记述了当年的大豆战争。 2004年，美国农业部率先调低大豆产量，导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受大豆还将大幅增长的谣言所累，不少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大批量集中采购美国大豆。后来，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国际基金紧跟着反手做空，大豆价格瞬间腰斩，将众多中小企业逼向绝境，国内油脂压榨企业近70%停产倒闭。与此同时，国际大豆产业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和丰益五大粮商趁此天赐良机进入中国，贱价收购这70%倒闭的压榨工厂。 2007年，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曾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市场上却波澜不起。临近2009年底，食用油再次掀起了一轮涨价潮，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几大品牌几乎同时宣布上调大豆油的价格，涨幅在10%上下，而且此次涨价却是在国际大豆丰收情况下的涨价，正是凸显了中国大豆油被外资控制的尴尬。对此，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副司长周冠华曾表示，对进口大豆的高依赖，导致中国在大豆的定价方面早已经失去了发言资格。

　　同样，国内的棉花种植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如果当初不种植转基因棉花，可能国内的棉花产业已被摧毁，更谈不上打败美国棉花了。 ”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卢宝荣告诉记者。

　　如今，在江苏一些棉花村庄里，实现了机械化种植的棉花地里只有老人和小孩，但在十几年前的棉花田间，却是另一番光景。上世纪90年代，棉铃虫大面积成灾，当时三天打两次农药，棉铃虫不死，将它们浸泡在农药溶液里，依然生命力旺盛。棉农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抓棉铃虫，不用半天，如蛆虫般大小的棉铃虫就能装满半个小桶，当时在鲁西南、冀南、豫北等重灾区，棉花减产50%，有的地区几乎绝收。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时任农科院研究员的郭三堆培育出高抗虫转基因棉花株系，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成功将人工杀虫基因导入棉花的第2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