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职责与事权，发挥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国家层面应当提高中央对地方农业工作考核的权重。蓝海涛建议，根据耕地的保有量、质量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农业科技信息、营销等公共服务的提高，把中央转移支付水平和这些因素挂钩。“多干活、多得利”，可以从基础要素做文章。从“官帽子、钱袋子”这两个方面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首先，建立粮食主产区的利益长久补偿机制，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粮食产量越来越多，与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差距、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却越来越大，将导致中央粮食调控目标打“折扣”，影响粮食安全。吉林省榆树市弓棚镇党委书记高洪洲认为，粮食产区每年拿出很多资金补贴农业，工业发达省份实质上通过粮食把我们的补贴拿走了，造成“穷县”补贴“富县”，所以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产区补贴机制，保护粮食生产资源。国家还要加大主产区转移支付、补贴力度，让抓粮的基层政府“不吃亏”。

　　同时，应顺应价值规律，结合完善经营方式，建立种粮成本利润率继续提高和净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的机制，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经济效益。“国家的粮食三大品种小麦、稻谷、玉米，其中稻谷小麦有最低收购价，每年都是提前发布价格，对粮食生产具有指导意义;而玉米只有临储的价格，没有最低收购价，且价格出台具有滞后性，导致玉米生产起伏不定。”吉林省粮食局局长韩福春说。“从种植角度看，种植成本对农民来说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希望国家能够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进一步落实农资动态补贴调整机制，真正实现稳定种粮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

　　其次，取消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让地方政府配套政策，避免配套资金“越肥越添膘”。因为农民种粮效益低，政府无利可图，发展粮食生产再让地方政府配套等于雪上加霜，取消配套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抓粮。江苏省东海县农委副主任张效全说：“粮食大县财政实力本来就差，还要配套资金，很多时候是拆东墙补西墙，加重了财政负担。”

　　以吉林省为例，现行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中央40%，省级30%，县里20%，农民10%，专家建议，取消主产区县级农业保费补贴，降低农民保费比例为5%，取消和降低的保费由中央财政负担。

　　第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让主产区“看好地”、“种好粮”。粮食主产区大都是欠发达地区，财政非常困难，农业设施更差，因此，中央要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入，加大向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度，特别是要加强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不断提高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帮助基层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种粮、财政拮据与抓粮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基层政府有能力重粮、稳粮。”石少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