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萍
2017年9月7日下午，礼来制药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的消息传出。晚上，礼来全球官方网站抛出一系列全球运营优化举措，包括裁减3500人。
礼来表示此举希望能够更加专注于创新药研发和改善公司的运营成本结构，自2018年开始，礼来制药每年预计将节省大约5亿美元。
除了礼来，GSK（葛兰素史克）、诺华等跨国药企都曾对研发生产基地进行调整包括裁员等。对此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华区总裁王昕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是出于跨国药企全球战略考量，进行内部战略调整，中国是跨国药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中国的新药研发成本不断提高，而研发率却大大降低，这也是跨国药企最近几年关闭或调整在华研发中心的原因之一。”
从礼来等跨国药企在中国发展路径看来，裁减中国研发中心实际是换个思路做研发：从自己包揽一切转向与外部共同研发，如礼来通过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迄今为止在中国投资近 10 亿美元，与药明康德、信达生物、和记黄埔等中国药企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实际上，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药有一半是跨国药企从小型研发公司买来的，如Humira、Imbruvica、Ibrance等。对此，在罗兰贝格咨询合伙人金毅看来，跨国药企主要是从通过成本、效率和风险三重考虑来进行调整。对外合作保留需要较大人力资源的临床开发环节，把高风险的早期研发环节剥离外包，充分发挥小研发公司高效低成本的优势。这同时也将积极推动国内CRO（“合同研究组织”，帮助做临床试验监查的公司）市场的茁壮发展。
礼来“瘦身”
2017年9月7日晚间，礼来公布了一项全球“瘦身”计划。礼来全球约 3500 个岗位将受到影响，其中通过美国自愿提前退休计划选择退休的员工将占到全球裁减职位的大多数。
礼来表示，将位于爱荷华州拉奇伍德的一处动物保健产品工厂搬到同州内的道奇堡工厂，关闭在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的一处研发办公室以及位于中国上海的礼来中国研发中心。
对此，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文睿表示，通过这些措施，礼来全球业务架构将变得更加精简灵活，有助于加快公司实现收入增长，提高运营利润率，保持产品线上的新药储备。据了解，在过去四年里，礼来推出了八款新药，到明年年底前还有可能推出两款新药。
从全球范围来看，特别是最近十年，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不断上涨，一种药物进入Ⅰ期临床通常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筛选和评估，且前期投入巨大，但仍只有约8%的新药能顺利进入药品市场。
礼来预计，这些措施预计为公司每年节省约5 亿美元的成本，2018年运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到49%甚至更低。其中，每年节约成本的一半将用于改善公司成本结构，另一半用于业务投资，包括推出新产品和对新适用症和产品线扩大开展临床研究等。9月7日礼来股票盘中大涨2.6%，最后报收81.54美元，涨幅1.28%。
实际上，礼来优化运营的消息9月7日下午就在发酵，因为涉及关闭礼来中国研发中心。
资料显示，礼来中国研发中心位于上海，于2012年5月31日成立，当时是作为礼来的新的糖尿病研发中心。这一研发中心的人员有200人左右。礼来中国官网资料显示，这是礼来制药在亚太地区设立的首家研发中心，也是礼来研发战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的是，在刚过去的8月份，GSK爆出将在11月底之前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疾病研发中心。作为聚焦研发战略的一部分，GSK将缩小全球神经科学领域的研发活动范围，包括终止一些研发项目。
对此，王昕认为，一般跨国药企做出调整是基于其全球业务考量。元禾原点合伙人赵群认为，GSK和礼来在华研发中心的相继关闭，会让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拥有良好专业背景的资深人士走向社会，充实壮大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新药研发企业。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消息，截止到今年8月，累计416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其中，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研发中心有120家，从事相关研发的人员超过4万人。
外向型研发策略
对于礼来将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早期临床研究实验室，礼来中国总经理贺安德称，未来在华研发活动的重心将转到更多通过本土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早期和临床领域研究上来。
据了解，礼来通过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已经投资近10亿美元，帮助处于中国药物创新前沿的本土机构发现和开发新型药物。礼来投资的公司中有7家位于上海，还有其他各地的信达生物制药、三生制药和贝达药业等。
如2015年10月12日，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三个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的全球开发合作协议，里程碑付款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据悉，三个抗体均使用来自于信达生物自主研发的PD-1单抗，是目前最有前景的新型双特异性肿瘤免疫治疗抗体。
2017年3月，礼来与和记黄埔医药共同宣布了针对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呋喹替尼的III期关键注册临床试验“FRESCO”取得成功。和记黄埔已向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呋喹替尼的新药上市申请，并进入了优先审批名单。
对此，金毅表示，现在全球药物研发的趋势是越来越从“内向型研发”向“外向型、协作研发”转变，药企在基础和早期研究领域会越来越多和外部机构协作进行，而不是完全内部进行。
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药有一半是跨国药企从小型研发公司买来的，例如Sovaldi、Humira、Opivo等。因此保留需要较大人力资源的临床开发环节，把高风险的早期研发环节剥离外包，充分发挥小研发公司高效低成本的优势。
与此同时，金毅还指出，中国市场及研发政策在改变，使得跨国药企也在不断调整战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药物市场，估计国家近期药物注册的新政将加快创新药物进入中国的时间，对临床机构从审批制变为备案制，MAH制度的实施，国家医保药物谈判的实质性推进等。
为此，跨国药企裁减中国研发中心其实是换个思路做研发：从自己包揽一切转向与外部共同研发。国内药企如恒瑞医药、绿叶集团、正大天晴等又成功将在研新药转让给跨国药企，这也是中国本土研发实力提升后倒逼跨国药企研发策略改变。
而新药研发所面临的巨大投入和研发风险，也促使大多数制药公司部分或全部委托专业的CRO企业来完成新药的研发流程的部分或全部环节。于制药公司而言，这样更专业、更有效、更易得结果、更易成功和降低成本。
“2015年政府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取消，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这意味着原研药巨额盈利不再，导致了跨国药企的利润大幅下滑。为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跨国药企在华的战略其实是逐渐转向研发外包，这样将推动国内CRO市场的快速增长。”王昕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根据沙利文的预测，中国CRO市场2020年销售额将超过950亿元，未来五年CRO行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王昕看来，随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积极推动，CFDA优化了新药的市场准入和价格保护措施，都将积极推动国内CRO市场的茁壮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