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补上农业短板 这个领域会产生大公司

作为一个参加过25年两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称，他的建议一方面围绕三农、食品安全、农村农民致富和小康、农民脱贫这方面；另一方面围绕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政策、民营企业的进步和成长。

新希望是一个以农业起家的大型集团公司，刘永好想当然关注到农业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主旋律，特别在工业制造领域，在好多方面赢得了世界前列，但是农业和食品领域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不够。如何补上农业这短板，对农业食品企业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机会。”

对于如何补上农业食品这一短板，新希望很早就开始探讨如何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除了在相对不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建工厂以外，还在先进的第一世界国家进行并购，比如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牧场，并且扩大了规模，使其成为一年能够生产40多万头牛的大型企业。新希望同时与澳大利亚多方合作成立了一个澳大利亚控股公司，使其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乳业加工企业。

“目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建立了新希望集团的区域总部，未来要在荷兰设立欧洲总部，美国总部也在建设。”

中国转型升级新的格局下，优质牛羊肉，海鲜等高端蛋白需求增加，还有相当的中高端需求没被满足，新希望从最前端开始布局，包括原料、资源、土地、生产到仓储、加工、贸易、市场营销，比如把收购的澳洲牛肉带进中国市场。

“现在我们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只占到我们整个销售的10%左右，我们希望能够经过几年或者十年的努力，国外国内的销售比为四六开，使我们国际化的程度更高。”

刘永好认为，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城市产业发展很快，且竞争激烈。相对来说，农村市场竞争不太激烈，作为最大的肉、蛋白、食品消费国，理应产生大公司。因此关键是怎么把国内国外的优势结合起来。

“为什么农村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呢，因为城市机会多，城市发展快，随着经济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农村、农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新的创新、创业热潮中，不少人在农村创新创业，未来农村是一个新的热点。”

食品问题也是食品行业企业关注的问题，刘永好在《关于加强中央厨房体系，保障食品安全的建议》中，用旗下新希望六和公司下属的中央厨房为例，建议由实力较强的企业联合上下游优质供应商和渠道商合作打造中央厨房为核心的生产和供应链体系。新希望六和公司下属的中央厨房，选取优秀供应商进行集中规模采购，面向嘉和一品等连锁餐饮企业，以及消费者提供预制菜产品。

“若目前市场中的60万个不合格餐饮主体全部由现代化、标准化的中央厨房替代，所需中央厨房数量约为300至400家，将极大地降低食品安全监管难度、提升监管效果。”

民营资本投资增速下降正在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刘永好在《关于通过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升企业家发展信心的建议》中分析原因有三点：一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90%的民营企业身处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跟不上，不敢轻易投资；二是部分民企财产财富安全感不足、对产权保护力度的信心不够，存在观望情绪；三是担心接班问题，大多数二代目前还不具备接班条件，不少民企对未来很迷茫。

而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增强企业家群体的认同感，对于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具有关键作用。“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全国都召开一个全国企业家表彰大会，表彰优秀的企业家。”

对于传统企业转型的问题，刘永好认为，虽然大家都说实体经济压力大，但同样有做得好的企业，“不是说实体经济不行，而是在于你我行不行”。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要发展，关键看企业的转型升级行不行，国际化行不行，干部管理体系年轻化行不行。

比如用工成本提高，刘永好认为虽然提高员工的工资对企业的成本有所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工资增加以后，老百姓收入高，消费能力高，反过来又促进企业成长。同时有些成本是必须的，产品要更加安全、环保，增加成本是必须的。利润的降低是因为产品过剩。

刘永好同时指出，企业家群体迈过这个坎儿，需要政府支持和引导，在资金政策、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此外，随着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正迅速走向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农村金融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刘永好同时提交了《关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规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他认为，传统金融对于农村和农业的帮助在提升，但是一方面，三农客户融资难、融资慢、融资可得性差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大批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类金融、泛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鱼龙混杂，隐蔽的农村地下金融市场乱象丛生。

去年底，由新希望集团、小米、红旗连锁等股东发起设立的新网银行成立，定位为“互联网特色的银行”，使其以“普惠补位”为市场定位，以“移动互联”为特定战略。不过，刘永好称，新网银行至少相当时间内不以为股东赚多少钱为最大利益，而是以为创新创业企业服务为目标。

“建议引导和规范发展一批资质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严格机构准入标准，从源头抓起；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鼓励服务农村实体；制定扶持政策，形成正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