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贵了”成为近期老百姓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猪肉价格上涨是因为环保标准过高，尤其是禁养区的划定限制了生猪存栏量，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肉价。
禁养区是什么？它在操作中存在哪些问题？禁养区是否要为上涨的肉价“背锅”？近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人士，深入了解猪肉价格变动背后的因素。
在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公司研究员贾生元看来，禁养区的划定并不是当前生猪存栏不足的主要原因。
禁养区的划定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多地政府从动物防疫角度对畜禽养殖场的位置提出了要求。2001年5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了在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镇集中居民区，以及文教科研、医疗等区域禁止开展畜禽养殖活动。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调布局、建设施、促利用”3个方面展开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举措。
“划定禁养区的首要目的在于防范环境风险。”贾生元说，禁养区依法禁止的是规模以上养殖场所或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并不是禁止所有的养殖行为。
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发展并非对立，有关后者的污染治理早已有之，猪肉价格也并未因此大幅上涨。为何此次出现归咎于禁养区的论调？
“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环保旗号，利用划定禁养区，挤压和限制包括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业发展。”浙江大学教授罗安程分析，地方对畜禽养殖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不到位，把握不准，加之一时找不到可行的治理方式，认为养殖就等于污染，要根治养殖污染就必须清理养殖业。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调研中发现，在南方部分水网地区，有的地方把限养区也当做禁养区管理，没有给养殖户改造粪污处理设施的时间，而是直接拆除，导致养殖规模减小。
针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猪肉价格上涨问题，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吴根义说：“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同期叠加是影响生猪产能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自2018年境内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至今，全国禁养区涉及关闭和搬迁养殖场约1000家，涉及畜禽产能折合生猪约205万头，约占全国生猪存栏量的0.6%。
据吴根义介绍，持续一年有余的非洲猪瘟疫情尚未解除，仍面临缺少有效疫苗、大规模扑杀损失惨重、保险理赔机制和防控措施滞后等问题，农民养猪信心严重不足，大多数场户空栏观望，不敢贸然补栏。7月26日至31日，在农业农村部对400个县11191户养猪场户开展的问卷调查中，仅有32.3%的场户年底前有意扩大规模。
同时，猪肉价格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经济现象，其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吴根义介绍，受2018年生猪价格走低的影响，母猪存栏下降，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生猪存栏随之下降，目前正处于“猪周期”的产能低位。
此外，吴根义还分析称，“因为生猪等畜禽养殖不能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还要占用土地，需要当地政府承担防疫、食品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风险和被追责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等畜禽养殖业积极性不高，甚至借着环保的名义打击和挤压养殖业发展。
面对当前猪肉市场的形势，9月6日发布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还提出，对生猪生产多项补贴、补助措施，并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金由年度结算改为半年结算发放，要求加快疫苗研发，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本报北京9月1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张艺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