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至上”“利润至上”的算法应用，可能会使经营者行为有悖法律、有失道德、有违伦理。“网络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诚信应用算法，反对利用技术手段，欺骗、隐瞒真实情况，欺凌消费者。”中消协呼吁，在算法应用中，网络经营者应当加强自律，守法经营，承担应尽义务和责任，同时，各行业组织应加强引领和督导，使网络经营者合理合规地应用算法，净化行业风气，促进良性发展，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应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中消协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加强相互协调，细化监管职责；完善执法依据，做好规章废改衔接；加强对算法应用的分级标识和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利益、生命健康、财产权利等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涉及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
大数据杀熟维权难，集体救济机制待建
食品行业网了解到2019年3月，北京市消协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或很普遍，没有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不存在。有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
其中，被调查者在购物类、在线旅游类和打车类App或网站经历大数据“杀熟”最为常见，其他依次为外卖类、视频类和电影类App或网站。其中，经历过前三类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的被调查者分别达到44.14%、39.5%和37.17%。
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陈凤翔指出，表面上是通过数据，针对消费者推送服务，但从深层次看，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部分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和随意使用，使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权利未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证。
短期来看，大数据“杀熟”或许能给企业赚取更多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却透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专家认为，大数据“杀熟”背离最基本商业伦理和企业价值，违背诚信经营原则。
究其原因，陈凤翔分析说，一方面是算法本质是互联网的一个编程技术，这种编程技术由人为参与和输入，有的编程者并不懂得法律，编制过程中会触及消费者的底线，或者侵害消费者权利。
解决大数据“杀熟”需要建立集体救济机制。时建中坦言，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不一定能够发现“杀熟”，而且发现之后不一定能够保存证据，即便保存之后也不一定会寻求救济，因为救济成本太高。
食品行业网认为大数据“杀熟”是价格歧视的一种。中消协披露，有些经营者利用算法进行的价格歧视还包括对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制定不同价格；多次浏览页面的用户面临价格上涨；利用繁复促销规则和算法，实行价格混淆设置，吸引计算真实价格困难的消费者。
中消协建议，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并呼吁社会各界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共同做好社会监督，促进算法应用的公平、合理，防止经营者利用算法作恶。一方面，加强机构设立和立法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算法应用的相关规定。
一是国家设立算法伦理专门机构，负责算法应用伦理、规则、标准制定，不公平算法应用调查、处理等，并指定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加强对算法应用的有效监管。
二是明确算法应用结果一致性要求。规定算法搜索结果应同时呈现公共选项，即所有用户运用同样的搜索方式，应可得到相同的结果。且相关结果应作为优先选项推送，保障消费者有效便捷获取。
三是保障算法应用的透明、公平、诚信。明确经营者使用算法应做到可知、可查、可逆。发生争议，负有向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第三方机构提供算法、后台数据、相关资料及进行说明的义务。做到算法应用的可验证、可解释、可追责。
四是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强化算法实施方的举证责任，明确其伪造、篡改证据的责任和后果，解决消费者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协作和机制建设。朱剑桥说，互联网领域算法应用十分广泛，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加强相互协调，细化监管职责；完善执法依据，做好规章废改衔接；加强对算法应用的分级标识和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利益、生命健康、财产权利等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涉及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
朱剑桥指出，要加强对算法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对算法应用进行必要的目的审核、法律审核、道德审核，以及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措施进行有效管理；建立算法投诉审评机制，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监督权；培育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强化对算法应用的技术审核力量；保障互联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朱剑桥建议，有关司法机关加强对算法应用案件的分析研究，推动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审判和监督作用，强化经营者举证责任，加强对算法应用问题的实质审查，通过司法判例弘扬公平正义，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