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已连续9年增产。2012年的产量比2003约1.5亿吨，这不仅有力保障了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粮食都相应有所减产，尤其是在遭受50年不遇的干旱导致美国中西部玉米和大豆预期产量锐减，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我国加大国家粮食安全治理力度面临着新的艰巨挑战。

　　以笔者之见，建立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着眼于扩大经营规模，立足单产提升保供给、加大财政扶持“三农”力度、加快建立储备粮吞吐轮换机制是做好国家粮食安全这篇大文章可靠路径。

　　建立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着重点在改善宏观调控以及改革补贴方式两个方面。重在增加计划种植面积，稳定种粮面积;强化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控，防止乱涨价;建立奖励机制，奖励资金向多种粮、多产粮、多调粮的地方和农户倾斜。保持种粮补贴政策连续性同时，对粮农按实际种粮面积补贴，按粮农实际交售商品粮的数量给予补贴。为确保农民将补贴资金用于粮食生产，也可尝试直接向粮农发放化肥、种子、农膜等生产资料的补贴。

　　规模经营与分散经营迥然不同。分散经营主要是自给自足，种粮旨在满足口粮需要，提高产量、出售粮食的动力不足，容易产生撂荒或隐性撂荒行为;而规模经营主体追求盈利最大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商品量的动机十分强烈，其目标与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较为吻合。同时，发展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对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设施化、标准化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有很大裨益。但发展规模经营要注意适度，否则就会由规模经济变为规模不经济;还要特别注意防范“非粮化”、“非农化”倾向。

　　中央财政在前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的高起点上，去年继续追加投入，预算达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这无疑对促进科学种田、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加其附加值、深度挖掘粮食增产潜力、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百价之基”的粮价，若不因涨跌带动其他商品尤其是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副食品价格的上下波动，以免“谷贵伤民”、“谷贱伤农”，就须建立储备粮吞吐换机制，采取高抛低吸的方法平抑粮价。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原则下，着力健全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优化粮食库存结构，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

　　必不可少的耕地是粮食生产供给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因此，理该继续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好耕地，绝不容许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如此，还要对18亿亩基本农田之外的耕地实行最严格的非农用地保护制度，以进一步加大补充耕地的力度，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实现占补平衡，进而有效增加耕地面积，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战术。

　　而与保护耕地相对应的，就是要通过根治土壤污染，提高耕地质量。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多达2000万公顷以上，占耕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约有65%的污灌耕地遭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全国每年出产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为应对土壤污染，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严格保护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加强土壤污染物来源控制;严管受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治理与修复被污土壤，提升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力图通过“防源增流”途径来彻底根治土壤污染。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是个世界性难题。据农业部透露，我国每年仅粮食损失量就高达500亿斤，折算经济损失可达3000亿以上，相当于1亿多亩耕地的投入和产出，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发达国家粮食产后损失率一般在3%以下，发展中国家在5%左右，我国高于5%。造成粮食产后损失如此惊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理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有关调查表明，现今社会浪费粮食的现象十分严重。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中，大约有27%被当作垃圾丢弃，其中仍可食用却丢弃的占18%，平均每人丢弃所购买食品的四分之一。某慈善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只要回收到5%被丢弃的食品，就可养活大约400万饥民。这就要求我们把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提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全面树立“绿色生态”储粮理念，走“生态储粮”、“绿色储粮”之路，全力消除“舌尖上的浪费”，把粮食产后损失降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