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米兰 巴勃罗·索伊多|文

　　秘鲁有着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宪法、反对党、经常化的选举、有限的总统任期、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自由的新闻媒体。

　　然而，20世纪90年代，秘鲁秘密警察头子弗拉迪米洛·蒙特西诺斯·托雷斯为了控制政权，系统地收买了法官、政治家以及新闻媒体，打着民主的幌子——选民投了票、法官做了判决、媒体进行了报道——却偷换了民主的实质。

　　詹姆斯·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就等于暴政。”（Hamilton，Madison和Jay，1788 [1961]，p. 301）。如果能搞清楚秘鲁的民主制度被颠覆的过程——薄弱环节在哪里，整体制约机制的各部分之间如何被传染——那对于其他国家设计政府治理体制、防止腐败将是大有帮助的。

　　谎言和录像带

　　1990年，一位新出道的政治家——阿尔贝托·藤森当选为秘鲁总统。当时，该国正处在混乱当中，宏观经济管理失调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和负经济增长，光辉道路组织发动的起义最终导致69,000人失去了生命。

　　藤森任命蒙特西诺斯担任自己的顾问，并领导国家情报局（Servicio de Intelligencia Nacional，SIN）的工作。蒙特西诺斯有着复杂的个人履历，他最开始做过军官，因为被指控向美国出售机密文件而遭到解职，20世纪80年代，他曾为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做过律师。秘鲁的政治分析家乌姆贝托·贾拉（Umberto Jara，2003，p. 38）说，蒙特西诺斯利用自己在军队服役期间建立的人际关系，充当了虚弱的藤森总统与虚弱的军方之间的桥梁，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成了“连接两个弱者的纽带：由于参与政变和侵犯人权的不良记录，军队已经丧失了特权；总统则是不知名的政治家，缺乏政治组织和社会基础的支持，非常孤立。”

　　2000年5月，藤森第三次当选总统。三个半月之后，藤森政府垮台。事情是随着蒙特西诺斯的一盘录像带在电视上曝光引发的，在录像中，蒙特西诺斯给反对派议员阿尔贝托·库里（Alberto Kouri）提供了15,000美元，让他倒戈以支持总统。接着，又有其他一些录像带被播映出来，揭露了弗拉迪米洛·蒙特西诺斯的通天手腕。例如，他给最高法院的法官阿里皮奥·蒙特·德奥卡（Alipio Montes de Oca）安排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外加每月10,000美元的薪酬、医疗服务和个人警卫；他给议会中负责调查自己资金来源的委员埃内斯托·伽马拉（Ernesto Gamarra）提供贿赂，让对方把调查方向引开；他向智利一家食品企业路切第公司（Lucchetti）的老板保证说，将在一项涉及工厂建设的诉讼中争取对该公司有利的判决。

　　接下来，藤森逃到了日本，通过传真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蒙特西诺斯在委内瑞拉被捕，送回秘鲁。他受到了审判，被判决在政府任职期间“滥用权力”，并面临其他50多项指控。此外还有大约1,600名秘鲁人因为卷入蒙特西诺斯的关系网也遭到了犯罪指控。

　　腐败的记录

　　蒙特西诺斯不断宣称自己是个爱国者，录像中显示，他一直希望结束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并“给祖国重新带来和平”。他对一位电视台的经理人说，“我们是为国家利益工作，我没有任何个人享受，得到的只有仇恨、不满、阴谋和怨愤。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对国家负责的天职。”但是在他被捕之后，秘鲁的调查人员发现，他在海外银行的账户里存了2亿多美元。他所谓的爱国主义看来并不妨碍自己率先发家致富。

　　利马的检察官现在估计，藤森政府一共从秘鲁窃取了6亿美元。这个数字让藤森在窃国大盗的排行榜里占据了第六名的位置，前几名分别是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尼日利亚的阿巴查以及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4，p. 13）。

　　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蒙特西诺斯如何腐化别人。蒙特西诺斯利用了别人的贪婪，使自己逃脱了民主制度的约束。贿赂成了控制别人的手段，行使权力的杖柄。

　　蒙特西诺斯把行贿的过程记录了下来，他要通过录像证明受贿者从他手里拿走了多少现金。有盘录像显示，他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成捆的钞票，然后放进一个公文包。另一盘录像显示他正在数钱：“现在看好，一、二、三、四、五、六……”，对方回答说，“那么总数是一百万。我是否另外拿一个公文包来装？”蒙特西诺斯又说，“哪个包？不，不好，这个包更好，你能把口拉上……就当成小礼物拿走好了。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万。”蒙特西诺斯甚至还主动告诉有的人，他要录像。有一次他说，“刚才的事情已经录像了。”还有一次，对方问，“你录像了吗？”他给了肯定的回答。

　　如果有人敢背叛他，这些录像带就可以成为威胁手段，但这样的威胁只能在大家都完蛋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还有，录像带也给了他控制总统的力量，藤森根本不可能解雇他。

　　进行录像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实用的理由，那就是为了有案可查。蒙特西诺斯需要和多达1,600人做生意，他得有一些办法来记录到底谁拿了钱，做了哪些承诺。除了录像以外，受贿收据、秘密协议以及录音也都发挥了薄记的作用。

　　蒙特西诺斯到底留下了多少录像带依旧是个谜。一开始的报道说，大约有2,000盘。蒙特西诺斯在监狱的时候则宣称有超过30,000盘，这可能是夸张。许多秘鲁人相信，藤森逃走的时候可能带走了几百盘。今天，秘鲁议会的一个房间里存放了1,600多盘这样的录像带，其中只有少部分已经公开。我们使用的数据主要是藤森政府最后3年的资料，也就是从1998到2000年，蒙特西诺斯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藤森第三次当选总统。

　　秘密交易

　　蒙特西诺斯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交易，次数成千上万。他偷录政敌和盟友的电话。他在国家情报局的办公室里有一堵墙，上面有25个电视屏幕，通过秘密摄像机对总统官邸、议会、法院、利马市中心以及机场进行现场直播。

　　尽管蒙特西诺斯有时会要求受贿者签署一份貌似合法文件的协议，但这种协议显然是不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秘鲁的民法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公共利益的协议都没有法律效力，而贿赂显然是危害公共利益的。还有，秘鲁的刑法也要打击为实施犯罪而结成的联盟或组织。正是根据这样的规定，在藤森政府垮台后，许多从蒙特西诺斯手里拿走贿赂的人遭到了指控。因此，蒙特西诺斯得到的协议是没有法律保证的，必须靠自己去执行。那么，他会怎样安排交易，给对方提供执行协议的激励呢？

　　作为秘密警察头子，蒙特西诺斯固然有一定的专政工具。然而，他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当然，蒙特西诺斯发出过武力镇压的命令，但是，他的武力镇压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大学生。

　　蒙特西诺斯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来给受贿者创造激励，他通常按月分期付款，这要比一次性支付更能避免对方失信。他与某些电视台老板签署的协议规定，款项按月支付，并有信用证作保。又如，他对一个安排了职务的官员说，“除了10,000~15,000索尔的工资以外，我还将每月给你10,000美元……你每个月都来我这里，我会给你一个信封。这样你就不会有缺钱的问题了。”

　　有录像显示，他与受贿者之间有过讨价还价。他曾经对自己的亲信谈起与某位议员的谈判，“我开价说5000。他说，‘不行，我可不干，这点钱一星期就花完了。’他要价每月2万。现在我不打算扯皮了，2万就2万吧。”蒙特西诺斯愿意给某些受贿者提价，或许是为了鼓励他们继续与自己合作。

　　执行机制的重要性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所有的腐败交易都有一个共性，这样的交易一旦发生，双方就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否则任何一方都可能揭发另一方。在谈到一位反对派议员时，蒙特西诺斯这样说，“他是我们的一员，是自家兄弟，他会效忠的。”他还这样评论国家选举委员的一位成员，“是的，他跟我们一边……他为我们冒了1000倍、1001倍的风险。”

　　蒙特西诺斯还试图通过培养伙伴关系来预防叛变。他对一位接受自己贿赂的电视台经理说，“兄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互相帮忙。”这样的语言不断出现在录像带中。“如果大家在为一个团队工作，那就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了。”“朋友之间该怎么相互帮助呢？……他们不会说，嘿，我给你这个，然后你去干那个。”还有，“我们是一类人，应该交上朋友。”我们可以想象，合作者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人其实心知肚明。当然也有些人表示了礼貌的回应，“我完全忠于您，我对您的承诺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出于友谊。”说这话的一位报纸经理人拿了蒙特西诺斯100万美元。

　　国家情报局的资金来源

　　蒙特西诺斯行贿需要的资金有各种来源，从1990到2000年，国家情报局的预算增长了50倍以上，而且一直保密，不受议会监督。到2000年，每月的开支达到了150万美元左右。其中有1/4用于日常费用和工资，其余110万美元都归蒙特西诺斯个人支配，他甚至不需要证明钱是怎么花的。此外，他还通过内务部和军队收取秘密资金。2000年，他每月从其他政府机构获得75万美元的现金，并且不做记录。还有，他通过政府合同榨取资金。在需要更多资金的时候，他还到从事武器或其他非法交易的同伙那里拿钱。根据他的会计Matilde Pinchi Pinchi的说法，在2000年，每月流入国家情报局的资金约为800~900万美元。

　　贿赂政治家的行情

　　给政治家们行贿的行情，大多数都在每月5,000~20,000美元。相比之下，在1995年，秘鲁议会的议员每月的正式收入是4,500美元左右，外加4,500美元的经费。有一个例外，罗德里加斯·阿吉拉每月可以得到50,000美元。蒙特西诺斯说，“与阿吉拉女士的谈判进行得很慢，持续了3个星期的时间，因为她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而且她丈夫是皮欧拉市的市长，还在不断给她出主意。”这笔贿赂比平均水平高，原因可能是对方要价更高，以及需要同时收买该女士的丈夫。除了每月的好处费以外，蒙特西诺斯有时还提供一次性的贿赂，有时高达10万美元，他称其为竞选捐助，但钱是从国家情报局出去的，实在不能算普通的捐助。

　　蒙特西诺斯的贿赂不光送给反对派议员，也向藤森的内阁成员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藤森的最后一任总理，费得里克·萨拉斯（Federico Salas）招认，他接受了蒙特西诺斯的好处费，每月30,000美元。

　　看来，秘鲁的整个政治生活并不是由意识形态或政策倾向支配的，而完全是为了分赃。

　　贿赂议员们的行情

　　向议员们行贿的事情在2000年4~5月达到了顶峰，也就是总统竞选期间。蒙特西诺斯通常在议员们签署协议后马上付首付款，然后再按月支付好处费，首付款的数额基本上与每月的好处费一样。议员们需要签署三份文件：包括一份收据，一封给藤森的信，要求总统允许他们转投其政党——秘鲁2000，以及一份有议会抬头的承诺书（以自己的名誉保证继续合作的君子协定）。

　　贿赂法官的行情

　　与蒙特西诺斯给政治家和媒体的贿赂不同，由于数据不全，他付给法官们的贿赂的总金额更不确定。在一个案例中，有录像表明蒙特·德奥卡每月能得到10,000美元。我们估计，法官们的贿赂也应该和政治家与新闻媒体的重要人士一样，是按月收取的。不过，法官们的贿赂行情一般比政治家们低，给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好处费每月最多5,000~10,000美元，大约为他们正常工资的2~3倍。

　　贿赂新闻媒体的行情

　　其中，《快报》（Expreso）的负责人接受了100万美元，分两次支付，相隔3周，让该负责人收购了该报纸的控股权。一份小报《El Tio》在两年时间里接受了150万美元（差不多每月6万），其激励合同的内容如下：头版的大字标题3,000~4,000美元，一个整版的文章5,000美元，短文500美元。有资料指出（Conaghan (2002，p. 118)，其他一些小报，包括《El Chato》、《El Chino》、《La Chuchi》、《El Mananero》和《El Diario Mas》等，也得到了类似的条件。

　　在秘鲁的电视频道中，有一家（7频道）是国有的，蒙特西诺斯可以直接控制。其余5家私人电视机构，包括2、4、5、9和13频道，以及1家有线电视台CCN，则被收买了。还有1家有线电视台（Channel N）没有受贿。这个频道收取的月费比较高，超出了大多数秘鲁人的承受能力，整个用户只有数万人（Bowen and Holligan，2003，pp. 332–337）。

　　4频道有着最大的收视率，每月得到的贿赂为150万美元，2频道则为50万美元，5频道也差不多。另外两个频道的收视率更低，得到的好处是收购股权、其他的商业机会和诉讼支持等。

　　电视台的老板都签了书面协议。例如，在蒙特西诺斯与2频道的协议中约定，他每月需要支付50万美元，购买整个新闻报道的内容。该协议有着很合法的形式，蒙特西诺斯并没有署名，而是用“签约方”代替，然后他握有该协议唯一的原件。协议还补充说，“‘签约方’没有明确署名并不影响本协议的法律效力”。每月初，蒙特西诺斯将给2频道支付50万美元，同时，电视台给他一份同等金额的信用证，在电视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之后由蒙特西诺斯销毁。假如蒙特西诺斯没有按期付款，就要支付每天1%的罚金，7天后增加到每天5%。假如电视台没有执行协议，蒙特西诺斯可以自行解决问题，电视台“没有任何抱怨的权利”。蒙特西诺斯的约定义务包括，“采取其他任何必要的措施”。电视台同意让蒙特西诺斯在节目播放前审查每天的新闻节目，如果没有蒙特西诺斯的书面批准，将不得播放有关总统和议会候选人、以及“与政治问题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任何节目。

　　蒙特西诺斯总共支付了多少贿赂？他付给政治家们，以便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票的贿赂合计起来每月不低于30万美元。用来收买法官们的总成本约为每月25万美元（由于没有完整的数据，这是我们的猜测）。用来控制电视台的总贿赂则高达每月300万美元以上，显然，电视台的价格远远超过其他。

　　五花八门的控制手段

　　现金并不能反映蒙特西诺斯全部贿赂的规模，例如，他还利用政府广告的形式给报纸和电视台提供资金。政府的广告开支从1997到1999年提高了52%，成为秘鲁最大的广告客户。而且在1999年，政府还允许媒体通过给政府卫生机构做免费广告的形式来抵扣他们应该缴纳的税款。此外，和蒙特西诺斯签约的媒体有义务通过特别的报道为藤森的竞选拉票。

　　现金也并非蒙特西诺斯拉拢他人的唯一手段，他有各种好处可以选择：晋升、司法支持、竞选支持以及议会的投票支持等。有时用来交易的不过是在将来提供某种好处的含糊的承诺而已。例如，在接受了某家电视频道老板的请求之后，蒙特西诺斯说，“你可给我出了大难题啊。”对方回答说，“当然。不过作为报答，我会随时听候您的各种差遣。”

　　电视台收受了各种好处。例如，蒙特西诺斯居中调解，帮助5频道处理了一起棘手的官司。为了支持有线电视台CCN的老板，他动用军队和警察退休基金的钱帮助对方购买股票。他安排了2频道、4频道和秘鲁的第二大银行维萨南美银行（Wiese Sudameris Bank）参加的复杂交易。两家电视台一共欠银行1300万美元，蒙特西诺斯说服银行的总裁提供新的贷款，作为报偿，他同意帮助银行解决某个税收难题。

　　法官和政治家们也收取过非现金形式的贿赂，例如轿车或住房。国家选举委员会的一名法官， 罗梅罗·穆诺斯·阿斯（Romulo Munoz Arce）就要求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解决工作，并希望蒙特西诺斯负担他女儿在美国的教育经费。法官还提醒蒙特西诺斯关于交通费的问题，蒙特西诺斯不耐烦地说，“是坐头等舱，我不会让她坐经济舱的。”

　　军队也被蒙特西诺斯控制了。他掌握着提拔军官的大权，可以用职位晋升来作为现金贿赂的替代。他只让对自己忠诚的人升到最高军衔。一位被他逼迫提前退休的将军丹尼尔·莫拉（Daniel Mora）说，蒙特西诺斯“提拔的并不是最好和最聪明的人，而是很普通、很懦弱的家伙。”到2000年为止，蒙特西诺斯提名的人占据了全部17个最重要的军队职位，其中13人是他在秘鲁陆军学院的同班同学，1人是他在国家情报局的密友，还有1个是他的姐夫。

　　蒙特西诺斯不光会利用贿赂来控制别人，有时也进行敲诈。他掌握了某些人行为不检点的录像，然后用来告诫他们。有的录像来自一家妓院，国家情报局的探员在那里安装了秘密摄像机。有报道说，他利用这种方法敲诈过某些军官。在蒙特西诺斯入狱后，法官们向罗马天主教会递交了数十盘录像带，让他们转交那些被记录在案的当事人。

　　蒙特西诺斯还有最后的杀手锏，如果电视台不愿意入伙，他可以封杀对方。他曾经干过一次，真相现在已经揭发。当时，秘鲁的第二大电视台拉丁时事电视台（Frecuencia Latina，也就是2频道）的多数股权集中在巴鲁克·埃弗切（Ivcher）手中，他是以色列裔的秘鲁国民。该电视台一开始还为政府说话，但是在1997年播放了几个调查节目：一个是关于国家情报局的探员因为向媒体谈论本机构的事情而遭受酷刑，另一个是关于蒙特西诺斯本人的纳税申报单，上面显示他的收入远远超过政府发的工资。作为报复，内务部剥夺了埃弗切的公民资格。根据法律，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就不能拥有电视台。然后，一位听话的法官把电视台的所有权判决给了对蒙特西诺斯感激不尽的少数股股东。于是，2频道就开始为藤森政府歌功颂德了。埃弗切后来告诉一名记者，在被剥夺公民权6个月之前，蒙特西诺斯曾打算给他1900万美元，让政府控制自己的新闻节目，但被他拒绝。

　　埃弗切的故事显示，蒙特西诺斯会严厉处罚叛逆者。埃弗切失去了公民资格、自己的公司和大笔财富。但这件事情也说明报复行为对政府来说也代价昂贵，埃弗切的遭遇在利马引起了激烈的示威。秘鲁大主教会议谴责说，剥夺他的公民权是“非法的、危险的”行为。此事在海外也有反应，美国众议院就埃弗切的事情通过了决议，谴责秘鲁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美洲人权法庭（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为此事举行了听证会，迫使藤森宣布秘鲁退出该组织。封杀电视台让藤森政府付出了不小代价，因此，电视台讨价还价的力量不容小视。

　　电视台为什么强大？

　　蒙特西诺斯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唯一没有接受贿赂的小电视台Channel N仍然在进行独立的新闻调查。结果，正是通过这个频道，涉及库里的录像带第一次曝了光，让整个事情败露。还有些报纸，如《共和国报》（La Republica）、《商报》（El Comercio）和《Caretas》杂志等就不顾他的骚扰继续勇敢地抨击政府，如报道了2000年大选时的一些弊端。蒙特西诺斯对媒体进行了各种骚扰，包括控告对方诽谤、人身拘留甚至死亡威胁。为了攻击那些勇于调查政府的记者，小报们还刊载了成百上千的故事，给他们贴上各种标签：“精神的矮子”、“女恶魔”、“隐藏的恐怖分子”、“被人雇用的叛乱煽动者”等。《El Chino》报用大字标题宣告，有3名记者是“反秘鲁新闻界的疯狗”。

　　大多数秘鲁人经常读的小报几乎都被蒙特西诺斯操纵了，但是更有教养和社会影响的秘鲁人却喜欢读有独立倾向的报刊。蒙特西诺斯似乎认为，这些媒体的作用不大，不值得贿赂。有盘录像带显示，他说自己并不担心此事，“我为什么要关心《商报》呢？他们只有8万份的印量，这个数字的报纸只是狗屎。我关心的是4频道……它可有200万观众……《共和国报》就让它自己折腾好了，2万份的发行量能干什么呢？”此外，《商报》的老板似乎也非常看重自己廉洁自律的声誉。而且与其他新闻媒体不同，该报社的财务状况很好。这份报纸创建于1839年，从1898年开始就被米洛·奎萨达斯（Miro Quesadas）家族控制。Channel N这家唯一没有被蒙特西诺斯收买的电视台也归商报集团所有。

　　民主制度建立了一系列激励机制，引导和约束政府的行为。许多学者研究过这些机制各自的作用，包括选举、政党、司法以及媒体等。然而，这些机制是相互影响的。某些约束政府治理的机制可能有互补性，当某种机制到位以后，另外一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强化另外一种机制的边际效用。例如，如果新闻报道更加自由，那么政治上的反对派就可能更有实力。这些约束机制可以互相强化。

　　相反，假如某种机制缺位，其他机制也可能跛脚。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媒体的力量就会打折扣。例如，在上述的案例中，一个听蒙特西诺斯指挥的法官剥夺了埃弗切对电视台的控制，从而打击了新闻自由。离开司法的独立，政治上的竞争也会减弱。例如，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法官们就践踏了宪法，允许藤森第三次参选总统。同样，离开政治竞争，司法独立也会受到威胁。在1992年发动的自我政变中，藤森取消了议会，并得以控制了法官。在新闻媒体被压制之后，政治上的竞争也会削弱。在一盘录像上，蒙特西诺斯这样评论反对派总统候选人阿尔贝托·安德拉德（Alberto Andrade）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没有电视台转播他的发布会，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存在。”

　　这种相互依赖说明，各种制约机制是捆绑在一起的。其中一种被削弱后，整体都会受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制约机制都至关重要。然而，蒙特西诺斯的贿赂却偏爱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这个机制的破坏花费了他最昂贵的代价。按此标准来看，电视台应该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

　　对于任何民主政府制度来说，最终极的约束并不是司法独立，或者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宪法，而是整个国家的公民。确保政府按照民主体制运转，对于每个公民都有好处。在发现政府违反规则后，如果许多人能够站起来采取行动，那就会对政府提前产生预警。因此，公民们给政府施加了可靠的威胁，让宪政体制可以自我约束。但是，温加斯特指出，公民们在建立法治的时候要面对组织协调的困难，他们需要采取一致行动，而不能单打独斗。与任何合作博弈的情况一样，任何一位公民能否采取最优行动，都取决于他对其他人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判断。只有大家都认为其他人会共同采取行动的时候，个人站起来反对政府的行为才是合算的。由于公民中间存在利益集团，温加斯特关于协调行动的困难将更加复杂。不过，协调行动的困难最主要还是来自信息的不畅。

　　如果某位公民意识到，其他人并不清楚政府的非法勾当，那么他单独采取行动就是不合算的。由于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没有形成共识，大家就不会采取合作。这时候，电视就能发挥作用，把政府的行径告诉所有的人，并且让大家都清楚这些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从而解决公民之间的协调问题。通过电视的传播，政府的违法行为将成为大家的共识。

　　这个逻辑可以上溯到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他指出，在分权制度下，公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是关于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个人权利的条款，而是联合的公民群体的自治条款，其目的是“所有可以公开的真相都应该由全社会公民决定”。在民主制度下，“让某些人知道真相是不够的……全体选民都应该知道。”

　　因此，新闻媒体与其他约束机制的差别就在于，媒体可以把真相告知全社会，唤起全体公民的行动，产生终极约束。如果没有全体公民的监督，政府要想收买政治家和法官其实并没有太多困难。法官和反对党产生的约束都要依赖新闻媒体，而其他约束机制即使遭到破坏，媒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藤森政府的倒台

　　在诚实的政治家和内部的叛逆者的帮助下，电视台最终促成了藤森政府的倒台，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当时，两位反对派议员路易斯·依贝里科（Luis Iberico）和费尔南多·奥利维拉（Fernando Olivera）获得了蒙特西诺斯对库里议员行贿的录像。这盘录像带是从蒙特西诺斯的办公室偷出来的，作案者就是马蒂尔德·平奇·平奇（Matilde Pinchi Pinchi）——蒙特西诺斯所信任的会计（也是他的情人）。2000年9月14日，奥利维拉在利马一家宾馆的记者招待会上播放了录像的内容。根据后来整理的资料，蒙特西诺斯最初的反应是威胁电视台，他下令，“消灭这起风波，要是我被暴露，你们也会全体完蛋。”他还告诉藤森总统放心，“媒体毕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唯一一家没有被收买的电视台——Channel N——开始反复播放该段录像。

　　藤森这下慌了手脚，威胁要开除蒙特西诺斯。蒙特西诺斯则以威胁回应，他仗着手中的大量录像带，警告说，“必要的时候，我会点燃燎原大火。”

　　尽管有蒙特西诺斯的胁迫，但其他电视台还是开始播放那盘涉及库里议员的录像带。电视台为什么叛变？也许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掩盖事实了，因为很多人都通过Channel N看到了录像，或者听说了此事。当时，已经有积极分子在街头架起大屏幕电视机，让广大市民收看Channel N的节目。尽管如此，库里还是上电视否认自己的腐败行为，宣称那15,000美元是来自秘密警察长官的个人借款。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话迅速加快了丑闻的扩散，政府开始崩溃。

　　为什么蒙特西诺斯会忽略Channel N，并最终导致自己垮台呢？他或许曾打算收买对方，但是没有做到，我们已经介绍过，该电视台的老板非常珍视自己的名誉。还有，他可能出现了误算，觉得一个只有几万用户的收费昂贵的小有线电视台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可最终，他所宣称的“并不存在的记者发布会”在Channel N上播放了出来。

　　尽管库里议员这样的录像带已经足以摧毁藤森政府，但其他国家的某些政府却能渡过类似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腐败现象蔓延，但并没有威胁到政府的地位。莱昂尼德·库奇马总统领导乌克兰期间，也出现过非常类似的情况，政府收集了许多关于商人、法官和政治家的情报。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人通过可疑的企业私有化过程暴富，还有一些人大肆受贿，或者逃税漏税。库奇马利用这些作为威胁，以维持自己对局势的控制。但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保镖给办公室的谈话录了音，然后在2000年，反对派公开了录音带。在录音中可以听到，库奇马命令下属去骚扰反对派的政治人物和参与者，并操控总统选举。录音中还提到一位调查政府腐败的记者，乔治·贡卡兹（Georgy Gongadze），一个声音说，“我告诉你，把他赶出去，扔出去，把他交给车臣的人。”在另外一盘录音带里，有人说，“那个贡卡兹，再见吧，终于摆脱了。”后来，这名记者已经腐烂的尸体在一片森林里被人发现，头已经被砍去。录音带的文字记录被大家贴在互联网上（报纸和电视都被库奇马控制了），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但是，库奇马仍然熬过了示威，他的统治依旧不受约束。

　　因此，把政府的丑闻公布出来或许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秘鲁为什么能产生这样大的威力呢？丑闻的暴露可能还不足以把群众大量发动起来，他们在采取协调行动时要遇到的困难依然存在，而且还有其他需要克服的障碍。

　　录像曝光的时候，藤森政府已经比较虚弱了。政府所宣称的合法统治的基础——国家的经济状况——表现糟糕。199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2%。另外在几个月之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藤森的舞弊表现过于露骨，终于引起了人民的反对，并激起了街头抗议。

　　录像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秘鲁人民早就怀疑政府在营私舞弊了，独立报刊之前也揭发过腐败的事件，但是文字性的描述还不足以让人民确认真相。蒙特西诺斯可以把水搅浑，否认报纸的指责，并反咬一口。相反，录像带却提供了无比辩驳的证据。

　　蒙特西诺斯病毒

　　尽管受到藤森政府的破坏，秘鲁的民主监督机制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反对派得到了秘密录像带，然后公之于众，人民群起抗议，政府随之倒台。接下来，藤森和蒙特西诺斯受到了秘鲁检察机构的指控。

　　从蒙特西诺斯提供的贿赂金额来看，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对于政府的约束力要比立法或司法机构更大。电视台是俘获代价最高的制约机制，原因有二，首先是电视台的老板要比法官和政治家们更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其次是别的制约机制要想发挥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告天下的威胁来实现，而电视台是最好的手段。蒙特西诺斯害怕的并不是精英阶层，而是普罗大众。

　　按照波兰记者、前政治活动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2000）的说法，还有许多国家受到“蒙特西诺斯病毒”的感染，这是一种“新型的癌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最为常见”。在俄罗斯、津巴布韦、马来西亚、海地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过选举被执政党操控的事情。一些跨国比较显示，丧失新闻自由容易导致腐败。我们这里的发现不但适用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秘鲁，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民主制度初创的国家。

　　新闻媒体是极其重要的监督者。民主国家的各种约束机制是一个整体，独立的司法体系、正常的政治竞争都是需要的。而当其他约束机制都被破坏以后，媒体还可以发挥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因此，保护媒体，保证它们不受政治势力的左右、忠诚于民众，或许应该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各种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

　　作者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巴勃罗·索伊多（Pablo Zoido）为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 （全文请见《比较》“如何颠覆民主：蒙特西诺斯在秘鲁”）

 

---

上一篇：浦城仙芝楼获评A级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下一篇：2014（闽台）泉州食交会18日开幕 晋江198家企业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