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做强主业"这句话已老生长谈，多元化战略也不失为一种分散风险的市场手段，但在当年的环境下，缺乏主业核心竞争优势和多业态专业管理能力的盲目扩张，的确是把企业和高管们推向火坑的核心因素。

　　负债积重难返

　　在公司账单之外，企业家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运作，更是岌岌可危。

　　本报曾跟踪报道了包头惠龙公司董事长金利斌、湘潭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等人的自杀悲剧，企业家白手创业十几年，"帝国"瞬间倾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2004年开始，金利斌涉足民间借贷，依靠拆借来资金，于2007年成立了以上市为目标的福禾豆业，自此直到其资金链断裂、畏罪自杀的那一刻，表面上个人荣誉、商业广告、媒体报道应接不暇，其实当时公司负债率已高达421%。

　　而王检忠除了以公司名义向银行借贷2亿元外，还用自身人脉关系借到了超过3亿元的民间资本。就在他自杀两周前，他还想以"土地变性"方式缓解资金压力，但负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2013年11月，恒盾集团总算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批准，但也等来了董事长自杀的消息。

　　一直以来，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庞贵雄更一直以"家长式"、"粗放型"的资金管理方式助推企业发展，一度把持着广东省15%的蔗糖市场，号称"广东糖王"。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账单之外的风险持续爆发，很多欠款母公司、子公司均不了解。巨额债务压力之下，无法清偿的庞贵雄选择了自我了断。

　　"企业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持续盈利点的商业模式外，还需要好的团队和良性的融资，如果依靠借高利贷等不健康的融资方式发展，企业就会加速死亡。"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从事融资方面的人士对记者表示，"而家企不分的做法，更会让企业家背负无限的债务责任。"

　　本文统计的12名民企高管中，除万昌科技（002581）董事长高庆昌、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之外，其余自杀事件均与资金压力有关。其中，至少有6家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金融环境的摧残，让本就惨淡经营的企业家们更是万念俱灰，曾经的亿万富翁也瞬间变成亿万"负翁"。

　　腐败问题缠身

　　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是近年的一个突出特点，这让以往零星暴露的贪腐问题集中爆发。

　　从财务报表看，中铁当年虽处于负债5314亿元，负债率高达84.6%的风险压力之下，其净利和现金流竟然也持续快速增长，俨然一副成长型公司的架势，信心十足。作为公司第二把交椅的白中仁，此时突然身亡，如果不存在健康、精神方面的原因，腐败嫌疑极大。

　　而哈药集团副总经理、三精制药（600829）董事长刘占滨，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李国雷，在自杀前就已卷入腐败案件，并被相关部门谈话，其掩盖贪腐证据嫌疑明显。此外，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在"高山案"事发之后，其突然死亡也让破案线索一度中断，辰能公司存于河松街中行约3.2亿元的资金也不翼而飞。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共有6名国企高管自杀，占十年来总数一半以上，创历史新高。

　　当然，作为输送利益的一方，民企亦没能独善其身。

　　对此，王荣利对记者表示："民营企业家因为敢做，前期发展特别快。但到了40来岁企业做大以后，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不适用，如行贿、作假等等，一旦出现问题时，对心理打击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21起高管自杀事件中，明显的行贿判定并不多见。

　　但有调查显示，山西鑫龙集团的多位高层领导均来自公安、法院、银行等要害部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恩龙也失去了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这种失落感可能也对赵恩龙的死有直接关系。

　　另一次明显迹象还源于一次"改判"。2012年，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勇自杀后，因涉嫌以单位行贿方式控股美达锦纶，新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三个月、三年六个月。不过在2013年6月的二审中，江门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一审刑事判决。记者联系了一审法院的办公室人员，但截至发稿仍未得到正面回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的反腐决心不仅将带来政治清风，也会让市场经济更为完善、有序。

　　以上梳理的几十家企业高管自杀的原因，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折射出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企业所遭遇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对于企业高管自寻短见的事件，作为政府、社会公众乃至关联企业，都应该充分给予体谅，走进企业家的心门，切实帮他们走出困境，这些东西都是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责任编辑：x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