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海川

　　1915年6月，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家“小小银行”开创了零存整取、红白礼包等一系列新的储蓄种类，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不到20年即成长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银行。

　　作为海归企业家，当时陈光甫与张嘉璈、李铭、钱新之并称为国内银行界四大名旦，陈更被誉为“中国的摩根”。能获得美国人这样夸奖的中国企业家极少，只有清末民初的南洋归国巨商张弼士曾或类似的殊荣，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跨海

　　1904年3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汉口，长江码头。

　　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即将起航了。岸上，23岁的陈光甫与妻子景韵芳依依不舍。轮船终于离岸，佳人越来越远。牵挂娇妻的陈光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生精彩绝伦的事业，就在这汽笛声中起航了。

　　陈光甫此行的目的是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美利坚远在万里之外，但山姆大叔的世博狂欢，却真真切切影响了身在汉口的中国小伙子陈光甫的命运。事实上，命运与世博会紧密相联的不止陈光甫一人，中国近代中国企业家中，张謇、张弼士、郑观应等也深受世博会影响。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在中国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世博会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与平台，而有幸参与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当然会得风气之先，在一个日渐开放的时代，成为引领时尚的弄潮儿。

　　1904年4月30日，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终干开幕了。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也愈发感到自卑。但一个人的到来，让陈光甫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一天，陈光甫在会上意外看见了公然反叛朝廷的孙中山。散会后，陈光甫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为了表明对革命运动的支持，陈光甫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费用中捐赠了五美元。五美元不算多，但孙博士很感动，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1904年12月1日，圣路易斯世博会终于闭幕了。此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纷纷打点行装，准备赶回家过年。但陈光甫不打算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决定留下来读书。

　　陈光甫先是进入圣路易斯的一所商业学校补习，接着进入爱阿华州的辛普森学院。在这里，他经受了学习与生活上的双重考验：课堂上，英语一般的他听不太明白教授的课程，而数学与地理等基础差的课程更是基本跟不上；课堂外，零下20多度的严寒天气，没有暖气热水的宿舍，让他经常感冒。至于生活费，更是有上顿没下顿。多重压力下，陈光甫硬是挺了下来，他一生中坚忍不拔的品性，多是在这段时间磨砺而成。

　　几个月后，陈光甫的学习成绩渐有起色，处境也慢慢得到改善。首先，辛普森学院给他提供了一笔津贴；之后，张之洞的儿子张全，向他伸出援手，介绍他拜见中国驻美公使梁同成。

　　那是1905年夏天，陈光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驻美公使办公室的大门。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同成热情地接待了自己这个素昧平生的资费留美学生，并当场答应每月向他发放100美元的留学补助金，这简直就是把他视同公费留学生看待，从而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在不久之后转入威斯林学院。

　　这件事让陈光甫铭记终生，他一生做人低调，却极重感情，一旦朋友同事有难，总是热心相助。这种重友情、重感恩的品质底色，也是在留美期间铸成。

　　1906年，陈光甫进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陈光甫对“服务”的深刻理解源于沃顿求学期间。当时，他总是按习惯到银行提取每周十美元的微薄津贴。每一次，取款银行的一名女出纳总是微笑着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吗？其实，你现在不应该花这么多的。”这个女出纳一以贯之的微笑与劝诫，终生铭刻在陈光甫的脑海里，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平生所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沃顿期间，还有一件事极大地影响了陈光甫的人生，那是1907年，因生产过度扩张与货币收缩而引发了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当时，人们极度恐慌，工厂倒闭，股市暴跌，美国政府几乎束手无策，此时，美国资本大鳄摩根银行挺身而出，临时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从而挽救了差点崩溃的美国经济，重树了世界各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目睹了这一金融风暴的陈光甫，从此将摩根视为心中的偶像，也坚定了自己回国创建银行的决心。

　　美国五年，奠定陈光甫一生事业与人生的根基。

　　标新

　　1909年冬天，陈光甫终于回到阔别5年的故乡。辛亥革命成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苏州创办江苏银行并担任总经理。

　　十年寒窗，今日有了用武之地。走马上任后，陈光甫先后采取了八项措施：

　　第一，将总行迁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拥有一席之地。第二，为了与国际接轨，引进欧美银行的现代管理模式。第三，聘请专门人才，采用新式银行簿记。第四，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放弃纸币发行权。第五，设立货栈，提倡实物信用。第六，为了吸引社会资金，开展储蓄业务。第七，建立查账制度，提高银行信誉。第八，培训在职人员，增强银行的办事效能。

　　这八项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钱局旧习，在整个中国金融界激起巨大反响。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大祸却从天而降。

　　“二次革命”时，时任江苏都督的张勋，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接到命令后，陈光甫感到十分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反复思考后，还是拒绝呈报。恼羞成怒的张勋，立即免去了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陷入深思，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改造官办银行之路看来很难走通，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张嘉敖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一开始，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二人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

　　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他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集腋成裘，蚂蚁雄兵。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七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五千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有一次，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这个经理立即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不管他是一千、一百还是一块钱，我们都热情接待，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

　　这个经理觉得自己答得不错，不料陈光甫却说：“你只回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你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

　　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一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罗大众。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银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人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得意洋洋地要开一百个一元的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一百个户头。拿着存折，中年人心悦诚服地满意而归。

　　这场恶作剧传出去后，反而让不少人很受感动，记住了这家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

　　令陈光甫感动的，创业伊始的上海储蓄银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关照。当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讨袁，但还是派孔祥熙送来一万元股金，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就像他当年赠与孙先生的5美元一样，那不是金钱，而是心意。

　　扶商

　　转眼间，上海储蓄银行已经创办5年。5年来，一元起存解决了上海银行资本来源问题，但如何持续有效放贷却成为一个难题。毕竟，钱只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场风险莫测，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陈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号的教训。

　　民国初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纷纷倒闭。为什么拥有多种优势的票号，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满清一亡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就是它们过于奉行上层路线，对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瘾。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另辟蹊径。陈光甫将目光瞄准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企业。这样的经营策略，可能会让当年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大企业。然而，要想“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除了“辅助工商实业”，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上海银行虽然小，但陈光甫却决心与民族企业家并肩成长。于是，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名单里，陆续出现了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仲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静泉……还有张謇和荣氏兄弟。

　　民间企业虽然充满朝气，但死亡率也不低。

　　为降低放贷风险，陈光甫提倡对事不对人，重视对物信用，这就比钱庄要高明。不管个人信用和情面，只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实力，你这个企业是不是经营规范。陈光甫要求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摸清他们的家底，为放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在天津经营商号，平时出手阔绰，许多银行都想巴结这位财神爷，纷纷贷款给他。陈光甫却通过调查获知，此人暗中从事投机倒把生意，随时可能破产。于是陈光甫严令对其加以防范。不久，奚东曙携款逃亡，许多银行因巨额坏账损失惨重，而上海银行却毫发无损。

　　美亚保险公司的老板史带，是一个夹着皮包到上海滩冒险的美国穷小子，曾经潦倒落魄，人称黄毛老赖。1930年代初，史带需要贷款，多家银行将他拒之门外。可陈光甫派人调查后发现，当时美亚保险已经“雇有西籍职员30余人，华员约200人”，且史带其人“饶有资产，信誉殊佳”。于是，陈光甫不仅贷款给史带，还购买了不少美亚公司的股票。许多年以后，史带被誉为“远东保险王”，他的美亚保险也发展成了全球保险业的巨头——友邦保险。

　　而能与企业同舟共济，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让陈光甫深受企业家们的尊敬。

　　当年上海申新业务不佳，面临破产，各路债主上门逼债，荣氏兄弟走投无路。此时，作为主要债权人之一，陈光甫整夜陪着荣宗敬，怕他想不开。经与荣氏兄弟商量，由银团派人前往申新兼任副总经理，监督申新运管；与此同时，上海银行牵头继续贷款支持。此“发兵救兵”之策，光甫日后论及，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将兵法的原则运用到银行业务。果然，不出五年，申新扭亏为盈，所借中国银行及上海银行共三千余万元款项悉数还清。当时，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一心想将申新收由自己经营，曾当面要荣宗敬回家养老，而陈光甫坚持“银行只做银行”，只求收回本利，不想侵吞他人产业，宋子文最后只得放弃。

　　后来，为了更系统地防范风险，陈光甫还在银行内成立了调查部。调查部不仅关注个人信用，分析企业经营，更对重大投资地域及方向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1928年初春，陈光甫因激赏资耀华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托人诚邀其加盟上海银行。资跳槽加盟后，陈光甫非常信任，委托其主持调查部工作。

　　1930年，陈光甫派资耀华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东北的银行同仁热情招待，百般邀请，但资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

　　次年，日本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事后，陈光甫与资耀华谈及此事时，大家额手相庆。

　　解冻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陈光甫的这句经营口号，业内外闻名。

　　他下海创业，就是要创建一家彻底的民营银行。在生死攸关的挤提风波中，救他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一帮商界的哥们，甚至是杜月笙这样的黑帮老大。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地地道道的商人，没有料到，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打碎了蒋委员长的绥靖梦想，也毁掉了他一向不问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动陈光甫出山的，正是蒋委员长。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就委派陈光甫作为特使，赴美洽谈租借条约。一个商人的外交，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期然地登上国际舞台。虽然在国难之时，为国家筹款立下汗马功劳，却也在世人眼中留下红顶商人的深刻印象。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野。这一年，一生谨慎的陈光甫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既不去台，也不留在大陆，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此时，这位民国第一银行家成为国共双方都拉拢的对象，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大陆……

　　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滥账的原因，即使共产党煽动了整个事件，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携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但需要“台湾政府” 的担保。

　　陈光甫没有料到，解冻资产的事美国人都同意了，却卡在了“台湾政府”手上。为此，他不仅自己亲自拜访“台湾政府”各部委大佬，还特地派遣上海银行副董事长朱如堂去台湾周旋。朱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拿着有关备忘录直接找到蒋纬国，请他直送蒋公。老蒋亲自读过后，对陈光甫的政治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方同意重新讨论。此时，陈光甫主动将50万美金存入纽约的台湾中国银行。“台湾政府”这才终于放行。

　　从1949年到1957年，为了上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陈光甫始终坚持进行着他一生中“最难也最值得”的资产解冻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想到过放弃。“一直都在打一场战争，一直没有让步，也没有用什么不道德的方法影响其他人，从未卑躬屈膝地向别人行贿或使用什么不正当的策略。”这场特殊的官司，不仅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也赢得了人们对陈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离开了一线运营，终于有了更多闲暇，享受一下私人生活。

　　总起来看，陈光甫成功的根本，来自对商业模式和商业伦理的深刻理解。他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

　　……

　　定居台湾时，陈光甫已年逾八十。岁月不饶人。很多老朋友都先陈光甫而去，孤岛上隐居的老人更觉孤单。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黯淡了。他望着天花板，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

　　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