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检视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学术界在运用和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方面仍有不少薄弱之处。首先，已有研究较为重视学者和民间组织的调查数据，对各级政府机构所主导或编撰的调查关注略显不足。其次，偏重于从宏观角度来运用这些资料，以其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机制及特征，甚少深入探讨这些经济调查对政府政策调整或行业经营策略变化的影响。例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铁路建设，并专门成立铁道部，后者为了充分发挥铁路的经济效用，对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展开了系统调查。又如，一些华商银行为了保障投资收益，防范风险，对农、工、商等诸多行业展开了深入调查，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经济资料。令人高兴的是，已有一些研究运用这些数据和数据，对中国近代实业发展和行业演进进行了细致分析，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憾。但同时也要看到，仍甚少有研究系统考察这些调查对政府路政规划、银行行为选择的影响。此外，对比解读不同的调查资料，或运用这些调查资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进行对比互证，来探讨和揭示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也大有可为。可见，进一步转换视角，从不同角度利用和深入解读这些经济调查资料，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迈向一个新阶段。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拓展也需要史料的扩张作为支撑。如同辛亥革命史等诸多研究领域一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过了多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初级阶段，正在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完善，反而无论是在整体史还是在专题史等方面仍有诸多拓展空间。就整体史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史的一段波澜，更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治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必要打破时空畛域，只有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时段里考察，纔能探知其渊源流变；只有将其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中分析，纔能洞悉其形式特征。同时，经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因此，经济史的研究无法脱离社会的整体背景，唯有深入探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多维立体的观察视角，纔能呈现其五彩斑斓的面相，进而窥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交错流变。这有赖于视角的转换、研究理论的趋新，但研究理论终究无法取代实证研究，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强调指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因此，继续整理和出版不同类别、不同时期和不同主体（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调查资料，对深化和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调查资料的发掘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发展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总计收録文献一百四十三种，成书三十册，近一万八千页，大多资料为首次影印出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希冀对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当然，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本书在文献收録、编排上难免还存在一些疏漏，在此也敬祈方家指正。

本书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被列入该馆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并予以经费资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二○一三年十月

郑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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