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肉类过期变质，仍然制成食品出售，要在法国，“一旦店内有过期食品被检查部门发现，商店就得关门”；要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足以让不法商家心惊肉跳，乃至倾家荡产。《食品安全法》去年开始大修，并逐渐成型，官方表达是“重典治乱”，社会阐述是“史上最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去年5月3日联合发布司法解释，表示要“严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重典治乱”、“严打”是必须的，但是不能看“广告”，还要看“疗效”。还有一点，和过往无数次一样，这次又被记者抢了头功，率先曝光“过期变质肉”，又一次暴露出行政监管不到位、监管人员不作为，对那些失职的监管人员，又要如何处理？现在，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就摆在这里，要怎么处置才能称得上“严”？如果只是象征性地罚点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别提那个“严”字。

保障食品安全，首先要确保法律刚性与执法力度。对此，我们充满期待。（社评）

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福喜加工黑心肉触目惊心（组图）

7月20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嘉定分局的工作人员在查封福喜公司的成品仓库。

东方早报：治疗食品安全“麻木症”

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细思恐极”和“麻木不仁”是两种错误的极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在这个三伏天里，不少家长却背生寒意——趁着暑假，刚带着孩子去吃了几顿洋快餐，想好好犒劳一下孩子，却不料7月20日东方卫视曝光了作为多家洋快餐“中央厨房”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黑幕：福喜公司将麦当劳退回的临近保质期的牛肉饼，重新加工，成为全新的牛肉饼；一批过期7个月的来历不明的牛肉，已发霉发青，却被放在生产线上重新切片包装，打上了全新的生产日期……

相对于“黑暗食品”引发的怒火，更严重的是无力感的袭来。这次被曝光的福喜公司并不是什么小作坊、窝点，它隶属于美国OSI集团，而OSI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与很多国际连锁快餐品牌都有战略合作关系。在福喜的官网上，挂着十余家合作伙伴的logo，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棒约翰……所以，这次福喜出事之后，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洋快餐几乎“无一幸免”。

我们已经选择了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就餐，还是免不了中枪。如果麦当劳、肯德基都受到牵连，那么我们还能带孩子去哪里？如果说旗下拥有肯德基、必胜客的百胜集团，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都难逃“黑暗食品”供应商，那么其他企业呢？“细思恐极”，成了很多人最真实的心情写照。

但另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在福喜的“回收门”被曝光之后，麦当劳、肯德基却没有迎来大家想象中的生意冷淡、门可罗雀；相反两家还是依旧生意兴隆，顾客们还是大大咧咧地去就餐，不过两家店已经下架了与福喜相关的商品。

国人在经历了一场场食品安全危机之后，在见惯了三聚氰胺、苏丹红、孔雀石绿、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大场面”之后，在集体心理中形成了某种“防卫机制”，或者叫作“麻木机制”。甚至在事发之后，舆论还出现某种犬儒的论调：“既然连麦当劳都出问题了，那以后就只能吃麦当劳了。”这种行为者抱定了“缩头一刀，伸头一刀”的悲观想法，既然怎么躲也躲不过，那就索性不躲。说到底，还是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不足。

要治疗这种对食品安全的“麻木不仁”，还得靠落实政府监管、制度创新，来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水平的预期。

应该看到，这次福喜被曝光有一定偶然性，缘于企业内部人报料；否则，无论消费者、监管部门，还是采购商，都实在难以察觉出这家跨国食品巨头居然会做这种勾当。事发之后，一位曾在某洋快餐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在微信朋友圈里这么说：“作为曾经‘参观检查’过福喜的一员，我深感震惊。因为我的鼓动而去吃某洋快餐的朋友们，我给大家道个歉。”

现代食品工业实施严格的闭门生产，政府监管往往进不了车间，下游采购商的“参观检查”沦为走马观花，消费者的监管更不知从何谈起。那就要求政府在创新监管思路上动脑筋，千方百计落实对大型食品工厂的终端监控。此外，目前食药监部门承担了食品的全流程监管重任，任务繁重，一线执法队伍有必要进一步充实。

另一方面，政府还需大胆向民间赋权，放手民间对无良商家的集体诉讼维权，让违规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这样也能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细思恐极”和“麻木不仁”是两种错误的极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让她吃上一顿安全的快餐，不该是一种奢望，所以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早报评论员 李静蛰）

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福喜加工黑心肉触目惊心（组图）

南方都市报：洋快餐出问题，黑名单要发威

上海福喜公司食品安全事件近来备受关注。和以往诸多类似案例一样，事件经历了媒体曝光，监管部门跟进执法，以及相关企业回应等环节。迄今为止，事件之所以受到如此之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问题企业是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外企的供应商。舆论反馈中，“洋快餐也存在安全问题”这样的表述非常典型。

较之发生在国内企业身上的食品安全事故，外企一旦爆出此类问题，舆论的反应一般更为激烈和敏感。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种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特色”，外企甚至知名外企也概莫能外。这种心态很普遍，在潜意识中，人们会认为外企更值得信赖，这也导致事发后外企所受到的批评往往更甚。另一种则将外企的遭遇归因于国内的市场环境，认为归根结底是监管层出了问题。舆论过于聚焦外企这一背景，并对其展开声讨，意味着无视问题的关键。

批评外企或者中国市场环境，都有一定的依据。前者提示我们，信誉相对较好的外企，其品牌形象无法完成品质保障，自身的生产管理尚存强化空间。唯一值得审视的是，批评者应确认，他们对外企的批评是否裹挟了民族主义情结，其背后是否暗含对外企的成见。与之相对，抛开外企这层背景，讨论中国市场环境之所以显得理性，就在于它看到了这一事实，即外企虽普遍有独特的生产机制和文化，尤其在选择供应商方面要求相对严格，但它必然处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之下，企业很难完成所有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在讨论食品安全这一宏大命题时，若将责任完全抛给一家企业，无疑会显得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