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人的消费结构和水平，2013年全年，年收入在4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人最多，五成人的月收入有所增加，日常饮食成为中国人的最大开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消费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消费崛起的时代，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值得期待

　　影响消费的“大管家”：收入水平

　　“又到年底了，又快过春节了，我真是既心疼又头疼。”在云南大理从事旅游工作的邹凯说，他心疼的原因是，手机软件“记账本”上显示的年度花销又超出了他的预期范畴，而即将到来的春节，又是下一个年度的“第一笔大支出”，不仅回家过年的购物计划让他想起来就头疼，更头疼的是还要考虑如何应付父母亲戚们的轮番“逼婚”。

　　在邹凯看来，结婚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而过多的消费会让他有不安全感，他觉得只有把挣来的钱交给银行保管，存起来，才最保险。

　　因此，邹凯给自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挣钱攻略”—只要是和旅游相关的活，能挣钱，不犯法，就“接活”，哪怕累点也无所谓;他还有自己的一套“消费守则”—只给自己买必须要用的东西，对自己能省就省，对家人尤其是父母要好，孝敬的钱不能省，交朋友的钱要有选择，值得的“人情消费”咬牙跺脚也要出，至于恋爱消费，还是等到30岁以后再考虑吧。

　　邹凯把这称之为自己的“攻守法宝”，有了这套法宝后，每年年底一“算账”，收支尽在邹凯的掌中。尽管近几年因为工作上要“交朋友”的需要，消费支出总超出想象，但好在超出的额度并不过分：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能够大体保持在10%～30%。

　　向《小康》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消费故事后，邹凯好奇地问记者，是不是自己太抠门了。其实，并不能说邹凯的消费支出少就是抠门，“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虽然有2.3%的人“月光”，3.9%的人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达到了90%以上，还有26.2%的人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在50%～90%之间;但是像邹凯一样，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约为10%～30%的人占比达到了三成，为30.2%，仅比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0%～50%的人低了3.3个百分点;还有4%的人比邹凯们还要节俭，消费支出尚不到收入的10%。

　　对中国人而言，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发现，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在参加调查的受访人群中，六成人表示收入会影响到自己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另外，社会保障、家庭、工作等也都会对国人的消费产生影响。

　　而相对比较节俭的邹凯也表示，自己有些“抠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收入水平太低了”。

　　五成人月收入有所增加

　　2013年年底，《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OopsQ智能网络调研平台，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调查置信度水平在95%以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本年度“中国消费小康指数”为82.0，比上年提高1.1。

　　“中国消费小康指数”从民众消费观念状况、民众对消费小康满意度、消费环境状况、消费政策和消费结构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测量，这五个方面的指数分别为74.4、81.1、76.3、91.5和82.1分，比上年分别增加1.9、0.9、1.2、0.1和2.0分。

　　“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还对中国人的总体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2013年全年，您的年收入有多少?”结果显示，年入4万元-6万元(含6万)者最多，占比为20.3%;其次是年入2万元-4万元(含4万)者，占比17.0%;再次是年入6万元-8万元(含8万)者，占比14.8%;年入8万元-10万元(含10万)以及年入10万元-12万元(含12万)的受访者占比也都达到了一成，分别为12.8%和10.4%。其余收入段的受访者占比则都比较少。

　　相对于2013年初，过半受访者(56.5%)的月收入有所增加，其中6.7%的人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当然绝大多数人(49.8%)的收入还只是略有增加，9.6%的人月收入有了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余34%的人月收入则没有变化，仍然保持了和2013年年初同样的水平。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3年初，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提速了，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出台之后，在消费方面并没有立竿见影得到体现。“目前看来，收入对消费增长的拉动变化还并不太明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赵萍进一步解释说，“一是对于人们直接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工薪收入的增长，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2013年以来，我们国家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并没有实现两个同步，所以直接收入的增长表现不太明显，因此对消费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二是在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动作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多是消费制度环境方面的一些举措，它更多属于长效机制方面的内容，因此在短期内对于消费增长的表现作用并不会太过明显。”

　　2013年12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为充分发掘消费潜力，2014年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为此，发展改革委将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多年来坚持社会分层和消费社会学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赵卫华告诉《小康》记者，中高收入人群比例在我国相对太小了，贫富差距太大，农民、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的收入还很低，比例却很大。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消费能力不足、消费实力上不去，我国从宏观上启动消费就很困难。在赵卫华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规范现有的收入分配，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规范化、透明化，而不是单纯地涨工资，因为大部分非公就业人员并不能从直接的涨工资政策中受益。其次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政策，更重要的是发展的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有赖于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很难推进平衡。还是要在发展中推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