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深刻揭示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大困局
——《人口困局》的主要内容
李尚勇
《人口困局》一书从批评“放松人口政策”错误思潮着笔,全景式论述了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资源与人口、环境与人口、人口与政策。
本书“上篇”(1~5章)集中论述了在“人口高位运行”(总人口超过10亿人)条件下,我国耕地资源、食物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和近海渔业资源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其中,耕地资源隐含的人地矛盾显然比人们通常的感觉要尖锐和严重得多;食物资源天然短缺,现在的脆弱平衡完全以牺牲食品安全和国民身体健康为代价;能源缺口越来越大,它同时又与单位GDP能耗畸高并存,这意味着能源现状并不支持粗放型经济翻番,而煤炭消费比重畸高也给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这才是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经济总量越大,这种压力就越来越接近崩溃的边缘;水资源稀缺导致过度开发,过度开发又导致一系列永续利用与环境问题,而且这种情况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国土;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得异常迅速令人始料未及,它是人口膨胀的直接后果,同时也昭示了我国资源严重透支的可怕后果。(“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一章被迫删除)
“中篇”(6~8章)集中论述了“人口高位运行”与严重环境污染的困局。本篇以水污染为中心说明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其情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这也是本书最令人震撼的篇章。这些篇章以大量权威数据说明,除了新疆、西藏等个别省区外,我国现实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
(1)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见图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人口困局》“图7-1”和“表7-1”(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计算);(2)水质分类按国家地表水标准“GB3838-2002”。
本来,按照国家标准,Ⅲ类水可以用作居民集中饮用水源(需要处理后才能饮用),但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提高了Ⅲ~Ⅴ类水的门槛,结果,现在的Ⅲ类水还不如1999、1988年地表水质量标准的Ⅳ类水(见国家标准GB3838-88、GHZB1-1999)。
若修正还原数据(即按1988、1999标准将2002年的Ⅲ类水归为Ⅳ类水),2010年我国主要流域、河流、湖泊水库各类水质比例的真实情况是:七大流域的Ⅳ类(处理后也不能饮用)以上严重污染水质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71.3%,其中,不能用于农业灌溉的劣Ⅴ类水质河长占29.8%;六大河流的Ⅳ类以上严重污染河长占84.9%,其中,劣Ⅴ类水质占36.7%;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中,Ⅳ类以上水质占69.8%,其中,劣Ⅴ类水质占41.3%。(见图1)
(2)2010年,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比例从2000年的37%增加到60%;连续几年的监测数据显示,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整个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有50.71%为Ⅴ类水质;按现在的污染速度,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3)2010年,我国近岸海域二类以上受污染海域面积占51.3%,严重污染(包括三类、四类和劣四类)和特重污染(包括四类和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达到36.1%和24.8%。(“近海污染致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一章被迫删除)
(4)异常神秘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重金属污染数据。
(5)我国有2/3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高达1.8亿吨,且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
(6)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和工业污染更加庞大,但至今包括农业生产(含畜牧业、渔业养殖)、农村生活(含1578个不设市的县、3.39万个乡镇和65万个村)、乡村小工业、小作坊排放的“三废”污染物均没有纳入国家统计范围。
(7)2013年初,我国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这是笔者预言的“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最初表现),“挥”之不去的严重雾霾笼罩我国东南地区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占东南地区国土面积的1/3(在东南地区生活着12.4亿人),其中,有33个城市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级别(有的甚至“爆表”),有毒雾霾的上限浓度高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健康标准的27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性质。例如,大范围地下水污染中长期“不可逆”,几乎完全没有治理、改善其水质的可能性,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将永远失去利用价值;大面积土壤污染中短期“不可逆”,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和富集的重金属在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都难以降解或清除,一部分耕地将长期失去耕种价值;河流湖泊底泥污染同样也不是短期内可以降解或清除的。
我国人口与环境的困局在于,由于我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我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指微型企业、小作坊、地摊经营、家庭服务),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与超标排放,以及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博弈”,其最终结果就是,我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下篇”(9~12章)利用联合国人口数据,全面评述了《大国空巢》和《中国人太多了吗?》两本书在资源、环境和人口理论上的严重错误,批评了他们“放弃人口控制,鼓励生育”的错误主张;也批评了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人口专家在内)“放松人口政策”的错误观点;并对计划生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探讨,以回答“放松人口政策论者”对我国控制人口增长基本国策的责难。同时,揭示并还原了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的真相,批评了“放松人口政策论者”有关“劳动力短缺”和“老年抚养比过高”等夸大其词的说词,从中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提出了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