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广东海外贸易不仅给沿海港口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对广东外向型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化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徐素琴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广东海外贸易不仅给沿海港口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对广东外向型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化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促进了岭南海港的商业发展，番禺是闻名于世的舶来品集散中心，“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早始发港之一，商业也颇为繁盛：“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至徐闻。”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政权重视海外贸易，向海洋拓展发展空间，海上丝绸之路获得进一步发展。中国船只经常进入波斯湾，并由此进入幼发拉底河，与当地人进行交易。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广州贸易的印度和南海诸国商人也不断增加。《南史》记载，每年抵港的外国商船，少则三数艘，多则十余艘。上世纪80年代在遂溪县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波斯银币和具有波斯风格的金银器，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雷州半岛的对外贸易仍然很活跃。这一时期进口商品仍以珠宝、香药等奢侈品为主，出口商品主要有丝绸、金、银、漆器等。

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形成一条连接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海上大动脉。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中心，既是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各国人员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曾这样描绘广州的繁荣景象：“（珠江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唐代与广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经过两宋的发展，至元代达到140余个。 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的发展。以陶瓷为例，唐以后陶瓷颇受海外市场青睐，成为丝绸之外另一种主要的输出品。海外市场的需求带动陶瓷生产面向国际市场，出现一些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据考古发现，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新会官冲窑、广州西村窑以及廉江、遂溪的窑址，都是唐代广东外销瓷生产基地。北宋时，广东的陶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潮州笔架山窑址生产的陶瓷，大量运销海外。近20年来在南海海域打捞的古代沉船，均载有大量陶瓷。2007年整体打捞成功的“南海I号”宋代沉船，船载文物达6至8万件。其中一些瓷器的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

明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外贸易也从贡舶贸易转变为商舶贸易，由以亚洲各国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远销世界各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虽然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但中外贸易仍有所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令开海贸易，先后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以加强海上贸易的管理和进出口关税的征收。粤海关设于康熙二十四年，次年广东洋行制度确立。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潮州庵埠、惠州乌坎、高州梅菉、琼州海口等7个总口，总口之下又设立了60多个小口。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扩大北方口岸贸易的企图，将中西贸易限于广州一口，使粤海关在中外贸易中一关独大。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明清时期与广东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除了传统的南海诸国，更主要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前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增长很快。1764—1765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为31艘；1836—1837年，增至213艘，增加5倍多。在来华的西方商船中，英国商船占有重要地位。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航抵广州的欧美商共59艘，英国占46艘。美国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后，对华贸易发展迅速，18世纪末已经位居第二。中西贸易的发展，为清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粤海关税收为110多万两白银，嘉庆十年(1805年)增至160多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粤海关征税数额，甚至超过了该年广东省地丁杂税的数额。。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地区出现多个新兴的港口。吴川芷寮在明朝万历年间发展成为粤西繁荣的商港：“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粤东柘林港、东陇港、樟林港、庵埠港都是闻名一时的商贸港口。樟林港原是一个海滨小村庄，明嘉靖年间港口初成，清康熙年间逐渐兴盛，至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潮州最大的贸易港口，是粤东通洋的枢纽，闻名中外。 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商品，从南海诸国输入有传统的香料、珠宝、珍贵木材，稻米也成为大宗货品。由于人口的增加，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广东成为缺粮大省，东南亚稻米成为重要进口货物。从欧美诸国输入的有毛织品、棉花、银元、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广东的手工业、农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陶瓷业、丝织业、冶铁业、制糖业等手工业因为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大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外销瓷、外销画、外销银器、外销壁纸、外销扇子等。“广彩”就是清代著名的外销瓷，是“广州彩瓷”或“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广东商人利用景德镇或者广东饶平、大埔等地制造的“瓷胎”，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广彩”无论是作品的装饰题材、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风格,既注入了中国元素,又吸纳了西洋元素,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融合，深受欧美人士的喜爱。

“广彩”的产生和发展，是迎合欧洲市场的需求而创造的特色产业，是广东陶瓷制造业高度发达的有力证明。中国丝、茶、瓷器、蔗糖等产品在欧美国家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广东地区的丝、茶、瓷器以及蔗糖、蒲葵、草席等产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大量出口，促进相关地区桑蚕、甘蔗、茶、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并逐步形成专业化的农业区域。明中叶以后，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广东的蚕丝生产迅速发展，南海、顺德等地种桑养蚕跃居农业生产中的首位或第二位，明末出现“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情形。清中叶，广州、佛山等地成为丝织业中心，形成了以九江、龙山、龙江等为轴心的专业化桑丝生产基地，“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从而为广东生丝出口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当时顺德县龙山乡流传一首《竹枝词》，描绘了当地桑蚕生产与海外市场密切关系：“呼郎早趁大罔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明代广东的蔗糖是一种为“天下所资”的商品，质优者畅销于“东西二洋”，稍次者亦可“售于天下”。种蔗收入比种稻收入高得多，商人贩销更是获利丰厚。商人常常以发放贷款的方式鼓励和资助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推动蔗糖生产迅速发展。清代甘蔗产地有广、肇、潮、高、雷等府，潮州府的制糖业后来居上，有“粤东产糖以潮州为盛”的说法。。 （作者系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