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1927年就通过了《无线电法》以之对频谱执照的分配进行集中化管理，1934年又将无线电法修改为《通讯法》继续维系政府对频谱这一稀缺资源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而诺奖得主科斯早在1950年代开始就对当年美国政府的频谱执照分配模式进行体制性改进的建议，当年他的改革建议曾遭到无数人的围攻和抨击，这些攻击主要来自那些对政府管制频谱资源体制下获利多多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直到1993年美国政府在遭受财政赤字困扰时才将科斯早在1959年就已经成熟的频谱竞价理论转化成改革政策，而这个频谱管理制度改革又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特别是影响全球每个人生活的手机的出现有重大关联。

　　我在这里简短讲述这个故事想说的是一句自《改革60条》发表以来我一直想说出来的研究心得，那就是我们那个伟大改革文件中哲学性的语言太多，能够表现出倾向性特别是针对政府管制过多或失效方面的明确倾向性则语言很少见到，这才使得许多国外研究者产生了《改革60条》语言模糊的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索契冬奥会有关改革的谈话中说，中国改革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习总书记说的“难啃的骨头”，我理解所指的当然不是我们想不出好的问题解决方法而是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特别是在放松管制过程中那些来自“审批利益集团”的阻力肯定会大得惊人，我们在全面落实深化改革各项政策时，关键是如何超越集团利益，以全社会福利水平提升为最终着眼点。从全球的经验说，一场改革运动，只要立意正大，方向无误，措施步骤科学合理，特别是领导者无私心个人家族不谋求私利——像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所做的那样，再强大的利益集团阻力也不难克服。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