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早年读书时形成的人生态度是，把浮士德和唐吉诃德结合起来，“既要思想，又要行动”，这位被称为“林毅夫的接班人”的发展经济学家兴趣广泛、性格倔强。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这类理论问题，也关注现实世界并发表独立观点，几年前，姚洋曾表达对云南省昆明市强力招商的批评，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邀请他去昆明，姚洋带去的礼物是两本有名的书，一本是美国著名女记者雅各布斯写的批判城市规划者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在京津冀一体化和首都行政“副中心”的新闻盛传之时，姚洋近日对记者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观点：中国应该迁都至人口重心。

　　问：为什么您觉得我们有必要迁都？

　　姚洋：因为北京实在太拥挤了，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口；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打破大一统的观念，不要老觉得首都就必须在一个经济中心或大城市。

　　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不得不迁都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环境灾难使我们意识到，北京这个地方实在没办法承载这么多人了。会不会到达这个临界点呢，是有可能的，北京现在2300万人，统计表明北京市的人口每年还在以2%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持续下去32年之后又会翻一番，达到4000多万人，即使达到3000万人，北京也承载不了，真有可能爆发环境灾难。首要的问题就是缺水，现在依靠密云水库和怀来水库以及地下水，再加上东线和中线两个调水工程，但也只能满足正常用水的三分之二。地下水水位在逐年下降，漏斗越来越深，总有一天会打不上水来。整个华北平原都缺水，两个大型水库基本都是供北京用水，那河北省以后怎么办，一样也缺水。

　　如果人口继续增长，水肯定不够用，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还会增加的，比如每天洗澡。到最后没办法可能要依靠海水淡化，但这个成本很高，我们需不需要花这么大的成本保持华北平原人口如此的集中，这个问题是要问一问的。我们老说这安全那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没听人提过北京的水安全，但这其实是个大问题，打起仗来万一别人把你水库炸了、引水工程切断，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除了水危机还有就是环境污染，雾霾天气，应该是人口集中的结果，周边污染也很重，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而且，由于气候变化，华北平原的气候变得更加恶劣，降水忽多忽少，水灾和旱灾相伴，不适合很多人集中居住。

　　迁都还有个好处，就是打破现在大一统的观念。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首都都不是经济中心。有人把集中看得非常重，实际上中国古代也不是那么集中。分散其实对中国没什么了不起。把一些功能分散到其他城市去，可能会做得更好，为什么一定要全部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呢。

　　问：您觉得迁都迁到哪里去，具体怎么迁呢？

　　姚洋：很多地方都可以，但新的首都起码得有水，不能迁到另一个缺水的地方，所以肯定往南方走。在上海周边拥挤了些，迁到西边交通不便。我觉得迁到中国的人口重心，即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比较合适。在那里水会有保障。

　　从其他方面来说，迁都至河南和湖北交界处有利于中部崛起。实际上中部这些年发展还不如西部的一些城市，比如西安、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迁都之后对中部是利好消息。我们一再提城镇化，但城镇化人口怎么分布？很多政府官员的思路是全国平均分布。但人口集中是个趋势，谁也阻挡不了。沿海集中了很多的人口，但长江中游也可以承载很多人口。其他地方的承载力有限，如河南、山东都是缺水的。

　　长江中游其实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水利资源、工业资源、人力资源都是很丰富的，以武汉为中心可以建立长江中游的城市化群。如果真要分散一下沿海的人口，我们就要做点事情。迁都就是促进人口分散的一个有效的举措。

　　我觉得可以在河南和湖北交界处找一块依山傍水的地方，建一座新城，把行政首都迁过去。人口规模限定在100万左右，只需要大概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通过划出一个隔离带来限定城市规模。这样的规模不会有交通拥堵，不用修地铁，功能比较纯粹。现在北京的有些功能可以分散到其他城市，比如央行、保监会、证监会，可以放到金融中心上海去，或者上海周边某个地方。这样可以把很多资源带过去，减轻新首都的压力。在迁都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肯定是双首都的，一些部委先过去，最后才把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党中央迁过去。有些部门可以留在北京，比如国资委，因为央企的总部在北京。这样权力就分散了。

　　现在大家满脑子想挤到北京来，好多驻京办，所有总部都要设在北京，迁都之后北京的非户籍人口会减少一半，出差的人也会减少很多，北京的人口可能就能控制在1500万人左右，这样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