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历史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以丝绸贸易为象征、连接中外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在古代，由中国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一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路线，这段丝路大部分是从陆路推进，因此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区别于传统上由西安出发的西北“丝绸之路”；二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以东南亚地区为中枢，连接马六甲海峡以外印度洋沿岸各国，直抵阿拉伯及北非沿岸；三是由中国东部沿海出发，面向东北亚的东海航线，以及16世纪后兴起的横跨太平洋（601099）航线，到达墨西哥，以此连接中国到拉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经由似乎是横无际涯的洋洋大海，走向世界。笔者主要论述以东南亚为枢纽的海丝之路及其对21世纪的影响。

　　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条令人兴奋的海上通路，它还是一种景象，透视镜般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厚实。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记载，中国船只经由东南亚到达阿拉伯半岛的海路。这发生在欧洲海上强权到达波斯湾很久之前。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对这条航线做出了更加详尽的记载。据称，那时波斯人几乎是广州港船只的船主；泉州每年从阿曼进口400磅的乳香，以供给中国的达官贵人享用。出生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希早在10世纪的时候就把阿曼和也门的港口称作是中国的“走廊”，甚至把红海称作是“中国海”[1]。而15世纪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更是受到了现代红地毯般的欢迎。这是较之达伽玛更早到达波斯湾地区的中国船队。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奔走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贾，是在缺乏可兑换货币且是以物易物为主导时期经商的勇敢者，他们在浮动的水面上勇敢地踏出了一条没有脚印的海路，开发了诸如泗水、马六甲、阿曼左法尔等地临海居住地，还有至今依然熠熠闪光的市场，这是在科技极其落后条件下中国古代农夫和渔民们求生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脱离商人追求高额利润的趋利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丝之路也脱离不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它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市场要素严重缺乏下的“市场经济”产物。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政府干预。

　　政府甚至在这种软性市场亟需干预的时候急流勇退，阻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展。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可以说是全盛时期，却也是事物发展到巅峰走下坡路的开始。郑和这位命官乘坐“宝船”穿越海路，在丝绸之路上来回航行30年，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似乎是无限风光。然而，这位明朝使者受命于朝廷，政府动用了规模巨大的国库白银，使郑和每次出使西洋都有舰船百余艘，其中最大的“宝船”相当于现代8000吨级船舶，全长约150米、宽62米，可容纳上千人，为当时世界之最。但是，“下西洋”作为政府行为似乎不计回报，过度的“公益性”而疏于关注甚至对百姓的“市场行为”不予支持。这里，没有海外利益这样的概念，更没有对国内经济发展可能需要海外资源用以补缺的想法，浩浩荡荡的船队，其财力上的付出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在当朝皇帝明成祖去世后，“下西洋”项目戛然而止，即使郑和几年后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明朝海军将领郑和最后竟客死他乡，至今尸骨难觅，成为历史悲剧。随着郑和的离去，中国人领导的船队在马六甲以西印度洋难见踪影。接着出现的“海禁政策”，中国船舶（600150）不仅从印度洋上被迫消失，而且连马六甲以东海域也不易活动，“寸板不得入海”前后长达400年。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没落迹象显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反而沿着曾经早已存在的海上通道，进入中国东南沿海。罪恶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沉寂。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其扬名天下千年，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湮没汪洋，其中的荣辱刻骨铭心。它揭示了什么呢？首先，人们驾驭海洋的能力是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断进步的，当中国的生产力高、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时候，中国的制海能力强。其次，民生的追求是民族追海的基石，由此催生海洋经济。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生的追求和市场的作用，隐性的手自古以来就在发挥作用。第三，海路既是丝绸贸易的象征，更是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通路，其中文明程度较高者占据主导，因此可以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中华文明向海外展开，也推动了各地社会生活层次的提升。第四，逆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负面作用具有警示意义。中国一旦从海上通路上收缩，崛起中的西方文明迫不及待地加以填补，成为逆向海丝之路。欧洲文明向东方扩张性进入，极具残暴性和全面性，既有宗教传播，也有炮舰攻入，更有商业竞争，并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海上秩序，一直延续至今。

　　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毫无疑问，新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既是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构成部分，也反映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沿海地区扩大向东南亚临海国家甚至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宏大经济愿景。通过向东南亚地区扩大开放，中国同周边特别是海洋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得以加强。新海上丝绸之路犹如鸿雁一翼，同西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翼合力放飞，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当然，实现两翼齐飞的宏愿也面临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首先，新时期中国周边矛盾突出，对顺利推进新海上丝绸之路具有负面影响。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顺利推进时期不同的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强盛遭受巨大挫折后提出的构想。现在，中国的崛起如日中天，但是东盟国家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就曾有所顾虑，至少对中国可能形成的经济威胁产生过忧虑。当前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构进程似乎将中国推向矛盾的漩涡之中。可以认为，现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在于区域秩序主导者及其追随者同中国崛起之间存在争议。如果中国无法找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矛盾，这对推进新海丝之路不利。

　　第二，缺乏政治互信阻碍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周边海上新秩序的构建者。不可否认东盟国家一些人士对中国倡导“海上丝绸之路”抱持疑虑，生怕这一倡议背后隐含某种特别的政治意图。印度学者则认为，对于中国的这一倡议必须谨慎，中国驱赶在南海地区参与合作开发的印度能源公司，印度怎么可以信任中国提出的建议。[2]拉贾莫汉怀疑印度是否会容许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洋来实施，因为地缘政治和安全的因素太浓。[3]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学者甚至曲解说，新丝绸之路会附加条件，从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对东南亚地区施加压力。应该说，新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是新的和谐海洋秩序，对既有的制度不是推翻，而是建设性的改革，对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都是利好消息。提升政治互信，建立利益共同体应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在增强政治互信上需要强化相关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