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今报新闻观察员 路治欧

　　时事综述

　　提到公车改革，就想到当过两届人大代表的叶青；提到医改，就想到钟南山……许多代表委员带着老话题新问题参加“两会”，一些代表委员持续多年关注一项改革却未见成效，可见改革之难。但是，改革合乎民意，必须迎难而上，因此上周的“两会”会场内外说得最多的词仍然是改革。在“改革”的范畴里，除了发布会、全体会议等“两会”既定议程之外，根据在媒体报道中出现的频次，又出现了许多热点话题：除了互联网金融首入报告、公车改革启动、个税起征点提高、不会取缔余额宝、房地产双向调控、推进房地产税立法、雾霾治理、为昆明默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外，诸如延迟退休无时间表、反暴恐、养老金并轨、依法严处医闹、百万房价六成税、马来西亚航班失联、王毅中断发布会、适时出台户籍法等话题也频频出现。有些话题已经形成共识，有些话题则争议很大。比如，一边是高级干部感叹公务员收入太低，一边是认为公务员嫌收入低可以“下海”；有的称火车票价高是因你工资低，有的则称火车票价不在高低而在价格制定不透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委员把这些问题归因于“点状思维”在作祟。“点状思维”是只看到了表面的认识上和点点面面上，而没有往深的追究探求它的起源和真实本质，这种思维认识往往容易让人走入误区，坚持己见则极易贻误改革。反腐败是两会最关注的话题，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恰在此时落马或让人振奋。但是，反腐不能停留在“割韭菜”、“运动式”反腐上，只有建立反腐倡廉机制管住权力，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杜绝腐败。代表委员对中央部委官员的询问与追问很精彩，官员不得不在人大各处俯身接受监督，但脱离了“两会”舆论场，一切又如常——面对“拿起单子就可以罚你”的权力，还得选择承受和忍受。何时能让这些代表委员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法律的名义去质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的确值得我们去思考。

　　互联网倒逼金融体制改革

　　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两会前，余额宝在受此指责并引起各方论战后，面临着是否会被取缔的命运。3月4日，论战戛然而止。当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潘功胜和易纲三位全国政协委员被记者追问四次，均表示鼓励互联网金融，不会取缔余额宝，并将加强监管。余额宝自2013年6月推出以来，发展速度惊人。至今年2月14日，规模上升至4000亿元以上，用户达6100万人。三年前，温州、鄂尔多斯还是民间金融的代表，但从2013年开始，最时髦的民间金融领域，已经变成了互联网金融。余额宝的野蛮生长，揭示着草根金融的力量、团购的力量。1分钱也能投进去产生收益，随时投进也可随时撤出，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得力于互联网的高效率、快捷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得力于它的高回报率——这是钻了管制的空子。中国的利率市场执行双轨制，央行每年发布针对储户的法定利率，但对金融机构间的拆借却完全市场化，余额宝正是将大量资金以利率已经放开的协议存款形式存入银行。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让公众看到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系让老百姓的积蓄少得到多少回报。如果余额宝是“吸血鬼”，那么存款利率畸低、长期靠存贷款巨大利差赚得盆满钵满的银行又是什么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余额宝不是金融寄生虫，更不是第二个央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主要在于提供、获取金融的渠道发生了变化，金融本身方方面面的本质没变，股票还是股票，债券还是债券，基金还是基金。而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意外火爆，很大原因是因为民间现金流的“堰塞湖”已很高，又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所以，在监管的夹缝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是的，余额宝的利率高，但这不是余额宝的错，是利率未市场化、银行被过度监管所造成的，问题的根子在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到位。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到位，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一旦去除，互联网金融产品与银行之间的收益利差很小，公众对余额宝的追捧自然也会很快消失。余额宝的潜在风险，需要加强在政策、监管和调控，不过，它的更大意义在于：“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速，成为金融市场化发展必要的、及时的催化剂，对银行的既得利益发起挑战，对长期以来僵化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激活了市场，仅几个月的时间，就逼迫各大银行推出了与余额宝相似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不会取缔余额宝”的表态，透露出有关部门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心——这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李克强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

　　政策说今年立法重点为改革护航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了2014年的立法工作重点，一批社会高度关注、与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相关的重要法律提上议事日程。行政诉讼法颁布20多年后首次大修，“民告官”不再“鸡蛋碰石头”：将尽可能排除“民告官”的各种阻碍，用异地管辖减少行政干预，政府不执行判决可公告并拘留官员，法院可对规章以下的政府“红头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等。20年来首次修订预算法，会在追求公开透明、法制规范和完整细致上更进一步。公开和监管并行，审查和问责同步，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纳入预算管理，并接受监督。另外，修改环境保护法，用“最严格”制度向污染宣战；12年来首修安全生产法，向“带血ＧＤＰ”说不；修改食品安全法，让“九龙治水”成为历史。还将制定粮食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医保异地结算”要打破利益藩篱国务院医改办已对“医保异地就医结算”拿出时间表，2015年全面推开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即时报销），同时选择在部分省份试点，探索建立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机制。这表明“医保异地结算”制度，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本医保属地化管理制度，给跨省异地结算带来很多困难，如何协调利益冲突成为落实跨省异地结算的关键。跨省就医结算难的症结是，不同省份医保缴费水平不同、医疗水平不一，如果异地就医结算，会促使大量患者流向大城市大医院，加剧看病难、看病贵。因此，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关键是要打破利益藩篱，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利益调整和分配机制，将医保基金在贫富地区之间进行合理调剂。建“贫困县”退出机制有益于扶贫“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为什么扶贫县越扶越多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透露，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人大农委共同起草的农村扶贫开发法，要建立科学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识别、扶贫重点县的确定和退出机制。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戴“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不能怪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大局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时候也会表现为屁股决定脑袋。但是，从扶贫工作的角度出发，补上这个制度漏洞有益于“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只有通过立法向贫困县只“戴帽”不“摘帽”现象“开刀”，才能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才能让更多真正的贫困人口“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