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起，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原来的“假一赔一”原则改为“假一赔三”；最高法关于食品药品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也明确“知假买假”行为获法律支持。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自 1995年王海现象出现，中国的职业打假人已经走过了近 20年，他们在经历最初的短暂辉煌之后，更多的是面对种种质疑或道德绑架，在夹缝中求生。而新法规的实施，让“知假买假”有了法律依据，有人认为，打假公司今后或将得以光明正大的生存。

　　打假CEO们的聚会

　　“下去赶紧把那俩墩子拿了！”在经历了汽车导航两次出错、七绕八拐到达目的地却又找不到停车位后，57岁的杨连弟不耐烦了。

　　3月13日15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主办的“打假名人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杨连弟作为京城小有名气的职业打假人，是受邀嘉宾之一。他急于出现在会场上，看看有哪些老同行。

　　会前5分钟，杨连弟终于抵达。他一眼就认出了会场上的熟面孔。

　　已过不惑之年的王海还是那副招牌打扮，戴墨镜，小平头。王海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张名片。他是国内职业打假的先锋，还是公司化打假的最早倡导者，他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已设立17年。主持人介绍王海和这家公司的关系时，用了当下时髦的说法——打假公司的CEO。

　　坐在王海旁边戴金丝边眼镜的是另一位打假名人刘殿林。他曾拜在王海麾下，后自立门户。2000年，他曾公然举起反王海公司化打假的大旗，戏剧性的是，刘殿林还是走了王海的老路，现在是北方狼商务调查有限公司的CEO 。

　　言语之间，刘殿林还是称王海为老师，看上去已一笑泯恩仇。

　　有人评价60岁的刘殿林“人生60载，打假18年”。不久前，刘殿林出版了名为《北方狼》的个人传记，细数他的打假岁月。这天下午，他把书带到现场分发。

　　被称为“雷锋式打假英雄”的郭振清姗姗来迟。他原本是石家庄一家公司的宣传干事，1994年开始义务帮消费者打官司，一做就是十几年。最近几年，他把打假从市场领域转移到行政领域，监督政府的作为。

　　近20年时间过去，这批早期的职业打假人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

　　座谈会上，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何山解释了邀请这几位打假名人再聚首的初衷：3月15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原来的“假一赔一”改为“假一赔三”。另外，最高法关于食品药品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也正式施行，“知假买假”行为获得法律支持。

　　这样的调整让职业打假人包括他们的支持者对将来的环境有了乐观期待。

　　刘殿林也认为职业打假的黄金期已经到来。“这块蛋糕很诱人。我们已经在某些领域掌握了相关证据，等在3·15之后就有所行动。至于是什么案子，暂时保密。”

　　打假也要讲法讲专业

　　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人在从事职业打假？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今年1月，网上曾流传出一份按照星级排列的北京职业打假人名单，总计超过150人。作为最早一批打假者之一的杨连弟估算，仅北京市的人数其实就有四五百人。扩展到全国，从事这门营生的人数更多。

　　尽管从业人数众多，但在打假圈里，最有名气的还是第一代打假人。

　　1995年“王海现象”出现，向大众普及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假一赔一”条款，也引来了诸多追随者，他们分布广泛，来自很多不同的行业。

　　“当时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打假索赔还是新生事物，很多商家对事实清楚的索赔很容易就答应，来钱快。”在杨连弟看来，1995年到2000年，是第一代打假人活跃的时期。

　　他们最开始的打假，也是仿照王海，在商场里购买假冒的名牌电器，再以涉嫌欺诈提出索赔。以刘殿林为例，他的第一桶金就是1996年在唐山某商场买了5台爱华牌收录机，每台单价598元，不到半小时索赔成功，一次净赚2392元。

　　之后，打假拓展到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通讯产品等各个领域。衣服用料标识是否一致、食品是否过期都成为打假的对象。

　　这个圈子门槛低甚至根本没有门槛，容易一拖二、二拖三。有的打假人设立了QQ 群，但多是闲聊，在里面互通信息的情况很少见。

　　入行容易，但真要拿到赔偿款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真正高素质的职业打假人既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功底，能够识别假货，又要会调查取证，并且有一定的谈判技巧。”杨连弟说，他每年花在买书研究上的钱就有几千块。一些重要的法规他张口就来。

　　刘殿林则称，他平时就喜欢钻研业务。这样的结果是他在法律上的钻研可以省去请律师的费用。“赚的钱都去请律师了，还有什么赚头？”

　　“第一代打假人对法律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基本功扎实。”不久前，杨连弟在一家商场遇到一个职业打假人，连具体的条款都说不来，“很不专业”。

　　个人打假一月上万很轻松

　　2005年以后，打假索赔陷入低谷。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的产品可以索赔10倍，一大批人加入了索赔大军，职业打假再次红火起来。不过，由于“自身水平有限”，加上司法界的争议，索赔不再那么容易，也有一些人退出了职业打假索赔的队伍。

　　如今，第一代职业打假人仍在一线打假的已经不多了。赵建磊是这少数中的一个。“2000年到现在，中间也陆续做过其他行业，只有这个坚持下来了。”

　　商场超市仍然是他打假的主要对象。他时不时就去溜一圈。“一般的消费者找超市是因为面包里吃出了虫子、香肠有味了、牛奶过期了，而职业打假者说的问题都非常专业，比如食品里添加了国家禁用的物质等等。”

　　当然，赵建磊也懂得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政策调整。每次有新的标准出来，他都会闻风而动。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第一例“假一赔十”的案件就是由他发起。当时，他以王老吉产品中的夏枯草和布渣叶等属于非法添加物为由，提起索赔213元。

　　靠着假一赔一，职业打假人每个月赚个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都是很轻松的事情。“比一个白领的收入要高。”

　　另外，职业打假人还有一种盈利模式；是直接向行政机关举报获取奖励。王海称，他前年举报违法广告1万多次，一分奖励都没有。去年，举报了各种假冒伪劣案件1400多件，仅获得了几十万的奖金。“按照打假的金额，象征性地给点。也就几百块。”

　　在传记《北方狼》中，刘殿林也透露了还有一种收入，就是保护费。这是商家对职业打假人“招安”的一种做法。聘请职业打假人做打假监督员，按月给点保护费，让打假员“高抬贵手”，或者拦一下其他的打假人。这种保护费一般不多，但东家给一点，西家给一点，凑到一起就能旱涝保收。

　　对此，赵建磊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也只是个别人的做法。

　　第一梯队为企业打工

　　同样是第一代职业打假人，杨连弟、刘殿林等人已经基本很少做流通领域的购假索赔了。“一是钱少，二是没时间”，刘殿林说。

　　杨连弟自认为这样的职业打假者是打假队伍中的第一梯队。打假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保护正规企业的知识产权，清理市场上的造假窝点，并为企业处理危机公关。这样的业务大多是打假出名之后，对方主动找过来的。

　　所谓的危机公关类似于帮助企业事先预防消费者索赔等问题。“很多企业不注重采集行业内最新的标准、政策，得到的信息经常滞后。我们作为企业顾问，关注行业最新动态，避免让别人索赔。”

　　杨连弟说，除了防范索赔以外，一些打假人还会反过来帮企业应对被打假的问题。这一点，一直在业界颇受争议。

　　成立打假公司后，这些昔日的打假名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统筹，具体的日常工作由调查员进行。刘殿林介绍，他的打假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广州、河北都有分点，总共有20名调查员。另外，全国的线人能达到200个。

　　打假公司的运营已经形成一条流水线。以刘殿林的公司为例，它分为三个部门，调查部和行动部负责造假工厂的侦查、卧底、取证，法务部负责后期的索赔、诉讼，“北到大庆，南到三亚，都有业务。”

　　调查员男女都有，刘殿林更青睐部队出身的调查员，另外的必要条件是“其貌不扬”。“就像撒一把沙子到马路上，很普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别人怀疑。

　　打假公司也有了自己的打假套路：先举报，联合执法部门大张旗鼓去查，切断商贩的销售渠道；然后调查员主动上门，以购买大宗假货为由卧底取证，摸到造假工厂；最后联合执法部门，直接端掉黑工厂。

　　这些年来，刘殿林最大的一笔业务是帮助曹德旺的福耀集团打假。从2007年到2011年，他的调查公司调查了全国100多个城市，打掉了数十个造假黑工厂。

　　曾有打假人付出性命

　　帮企业打假的回报丰厚。1999年，刘殿林与史玉柱合作清理仿冒“脑白金”的造假工厂。打假9个月，刘殿林赚得十几万。王海介绍，去年最大的一单是给某药品企业打假，对方支付200万元。

　　至于每年的收入有多少，这些打假公司的CEO 们讳莫如深。杨连弟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给出了“每年百八十万不是问题”的答案，但随后又谨慎地加了句，“路费住宿费等花销也大，赚100万花80万。”

　　刘殿林则表示自己是合法纳税的正当企业 。他告诉记者，去年交税200多万元。原本为座谈会准备的发言稿上，也写明了去年交税的金额，具体到小数点后两位，以此表明自己为社会做的贡献。只是在最终的发言稿中，上述内容还是被抹去了。

　　尽管如此，在上述座谈会上 ，说到兴起处，刘殿林还是有些高调：“媒体上说王海资产过千万，我在这里也可以明确说，我的资产也过千万了。”

　　这是职业打假圈内“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一位参加了刘殿林生日宴会的打假人士表示，刘殿林所言不虚——他开着一辆玛莎拉蒂，加上房产之类，确实有千万资产。

　　低门槛，高回报，相伴而生的是高风险。2002年8月，刘殿林公司的调查员配合执法人员打掉广州的一家假牙膏包装厂，后被十几个大汉拿着钢棍暴打。“12个核心主力被一勺烩了，光医药费一项就花光了公司所有的积蓄。”此后，刘殿林为公司的每个调查员上了人身意外保险。2004年，王海公司一名叫做黄立荣的调查员在跟踪偷拍活动中则死于非命。

　　正因为如此，刘殿林坚决不让亲友触及这个圈子。

　　在刘殿林看来，不管是职业打假者个人还是打假公司，不同的只是扮演的角色，他们根本上都是一致的，“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净化市场。”

　　“说句良心话，做这行的都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赵建磊习惯把职业打假人比作啄木鸟，“它的出发点不是给树治病，是自己吃饱 ，捎带着把树的病给治了。当然，也说不定里面有一只啄木鸟也可能会有这么高的觉悟。”

　　“真正失业了也算是好事”

　　不得不承认的是，自职业打假者诞生起，他们知假买假的行为就饱受争议，也曾遭遇不少“道德绑架”。当然也有一些打假人走了弯路，实施敲诈勒索 ，2003年青岛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就曾因此被判刑。

　　不同法院对“知假打假”案件作出的判决差别也很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学寅在向媒体举例时说，上海的法院先后受理100余件职业打假人以普通消费者名义要求商家赔偿的案件，均未被支持。而南京的大部分法院则支持知假买假行为。

　　近日，最高法在回复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知假买假者列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主要是考虑知假买假者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牟利，但客观上确有净化市场的效果。

　　对此，杨连弟表示谨慎的乐观。他认为，还要看法院如何执行该项规定。

　　而王海则认为现有的法规对制假售假还根本起不到惩罚的作用，得通过合理的赔偿数额，“ 我觉得可以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3倍，我们赔偿的数额要足以阻吓住经营者继续违法。”

　　一头扎猛子在职业打假圈里待了近20年，杨连弟还舍不得离开。他倒是想过看看圈子里有没有好苗子，可以培养培养。不过，结果很让他很失望。“现在的年轻人急功近利，只想着尽快赚钱，买个东西就找人去索赔去，没有当年我们对法律钻研的执着，迟早要出事。”

　　“等到我们真正失业了，也算是一件好事。”赵建磊说。最近，他又盯上了驰名商标的问题。新修改的商标法规定，今年5月1日起，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他相信，这一项规定将给他带来收入。

　　王海的公司则在网上发出了招聘调查员的启事：退伍军人优先(侦查专业更好)，有调查、跟踪等经验者更好。

　　文/图  记者 朱艳丽(署名除外)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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