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老师说到差别化生产，自己吃的，给别人吃的，但农民在社产过程中，使用者是第一受害者，农民是第一受害者，大部分人是无知，不是有意害人；还有是无能为力，不这样做产量上不去。所以我不太同意很多人讲农民没有良心，良心昧良品，很多专家也种不出好东西，你能说他没良心吗？有良心的人也只能种那么小的东西，主要是没技术，不懂，这个人受害程度远远大于吃的人。

(图)这是农药对自己孩子的受害。我们知道顶花戴刺，“顶花戴刺”是城里人要求要，问题是点得太多了，所以全鼓出一个包，很多花甚至有些专家发明到“等黄瓜摘下来以后才开花”，先结瓜后开花。我们知道的食品安全都是哪一类的食品安全？比如生姜，生姜大量使用化肥，长得很大，使用完化肥就烂姜，为什么？病害，病菌，所以都是联系的，所以才打药，所以才有问题。

这是广告上报道的：这是一家产品，最后我给他拿出来，黄瓜写的是什么，这里面有避孕药，有些专家说不可能用避孕药，但我们调研的结果是分开卖的，把避孕药和其它药分开卖的，等农民来时问有没有那个，说有，然后配。我调研了几个地方陪吃了中午饭才调研出来。

这是除草剂的问题，除草剂从来不登在什么地方可以用，用多少量？实际这样的除草剂不可以用在疏财尚，这在网上卖不掉让农民去买，网上大部分专家呼吁城市人去买，我后来发微信告诉他不能买，采购者都不买，为什么？有毒。我问了这个农民(江西)，他说一句“谁告诉我不让用”，大部分农民是从种粮食转到种蔬菜。在国外去掉氮肥的情况下达到不减产，在水稻上减掉40%—70%的氮而不减产，我们国家现在的专家和记者、媒体们还在说减掉30%就会饿死人，这是在完全减氮的情况下增产，完全减掉磷和钾、化肥，在有机种植的情况下增产，有机种植的情况，已经拿到认证的，可以达到615公斤，同时用化肥的，倒幅非常严重。提的建议是对适用农产品的监控需要具体化，还有对投入品超标的要有相关的法则，还有建议培训农民，农民是自己在那儿刨食，没有人教育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办，我们叫“专家发明，农民发展”，建议加强对食品安全源头问题的解决，种得不好，最后不可能加工出好产品，谢谢大家！

主持：朱老师也节约了一分钟，下面有请吴景明老师从法律角度讲讲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吴景明：刚才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从不同角度做了介绍，我参加这个活动，李蒙组织的是第四次了，都是食品安全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20年，发展到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一是环境污染，二是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不是供给安全，而是质量安全。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任何人都是相关者。去年播出7集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后，《中青报》记者有一段话：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国唯美、感动、纯朴、温情、妈妈的手、奶奶的眼泪构成的中国，另一个中国是由食品添加剂、地沟油、反式脂肪酸、荧光粉、转基因食品构成的另一个中国，我们到底要爱哪一个中国？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它国家没有像中国那么严峻，比如去朝鲜，去那儿吃什么都很放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做食品添加剂，所以都是天然的；发达国家很严，所以放心。咱们国家又发达又法治不健全，所以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中最严峻的。在北京一次电视媒体做的节目中，我听一个专家说，我们有的食品添加剂有14万种，这14万种中除了极少数证明是无害的，比如酵母，绝大部分没有被证明是无害的。

结合李总理昨天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三个最”：最严格的法律和标准，最严厉的惩罚，最严厉的问责，我加一个“最透明的信息公开”。首先“最严格的法律和标准”，食品标准有，不是没有，但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太落后，新标准比旧标准落后十年，在录一次电视节目时，一个老外跟我说，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你们中国的乳制品对我们来说就是马桶奶：蛋白质含量低，细菌含量高，只有马桶里的东西才会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标准制定时，受利益集团左右，利益集团的话语权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才有这种标准的制定。《食品安全法》公布后，寄希望这部法能改变中国食品安全的状况，可现在改变了吗？最近一年多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少得多了，是否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关键是没有发生重大事实食品安全事件，从我的感觉和大家的感觉看，食品安全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比如食品添加剂在滥用但没有得到制止，地沟油更隐蔽了，比如我去大油厂进油，先灌1/3的地沟油，然后再灌正常的油，越来越隐蔽了，不是少了，而是更隐蔽了，咱们其照吃不误。关键是《食品安全法》，这么多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行政罚款那儿，结果是打而不痛打而不死，使得这个罚款成为各个主管部门创收手段和途径，所以不罚死你，如果罚死你我就没有经济来源。比如当年肯德基用做垃圾的、已经变质的鸡块炸来卖，人们卖了几十吨，但结果只罚5000元，这对肯德基而言肯定很值。美国一罚就是数以亿计，打死你，打得你永远不能翻身，那才是罚，咱们对违法者处罚的力度更大一些，他们的痛处更多一些，但往往是简单罚一下，罚后什么事都不理了，问题也解决不了。

再是惩罚性赔偿，这是对广大消费者的戏弄，规定说“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的食品，消费者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是把侵权行为作为违约来处理，而不是作为侵权行为来处理。造成损害，应该是全部损失上加十倍，结果是违约没造成损害，应该在价款上加十倍，把这个给混淆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参加《食品安全法》这次修改，如果能参加一定要呼吁，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要不然违法成本太低了。

主持人：用赔偿取代了惩罚。

吴景明：这是标准和法的问题。第二处罚问题，问责是对领导干部的问责，这一年的问责，问责的结果怎样？出事把他给免了，过了一段时又起来了，而且比原来的位置还好，比原来的级别还高。所以问责怎么达到最严厉，让他永不得翻身才是问责。

再是我强调一下最透明的信息公开。去年9月份为了配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受德国邀请在德国学习了一段欧盟和德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走了一些部门，我问了他们，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官方和老百姓观点不一样，老百姓持有怀疑态度，官方持支持态度，德国是什么态度？他们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持有极其怀疑的态度，而且在德国领土上不能有转基因的研究。后来他说他不是搞转基因的。但12月专门带着转基因专家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对这个是什么态度。我说美国、法国做实验都是有害的。专家说，这种实验结果没有可可信性，因为一种食品最后的结果肯定验证不了，但不能证明转基因是无害的，德国是这样的态度——对人采取无罪推定，对食品采取有害推定，所以不能证明它是在安全的情况下都证明是有害的。英国、美国、法国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但德国没有发生过。去年61位院士集体签名上书推广转基因，最后老百姓反对。这些院士说老百姓需普及科学知识。我想国外民主选总统，老百姓都必须先懂总统怎么当才有资格投票吗？不能这么说，老百姓有最起码的判断。最近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都是挺转的。论坛反转的言论，一直不能在正式媒体上公开出来，没有一个高度透明化的信息公开，任何争论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识缺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