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陕西面皮为啥还需要政府培训发证?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到底有多难?‘挂证族’的出现反映出创业者哪些无奈?”在6月15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沈海斌一口气抛出3个问题，这也是他们在行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惑与无奈。

　　沈海斌说，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名录中，《陕西面皮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赫然在册。只有经过考试，拿到《陕西面皮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后，才具有卖陕西面皮的资格。“连陕西面皮从业能力也需要政府认证，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无独有偶。如果几个木工想联合办一家二级资质的木工作业分包企业，按照目前流程，企业注册资本金、购买要求的木工机具，加上满足技工等级要求的考试培训费用、考试误工费、交通费等，最低也要12.7万元，相当于一个高级木工两年多的工资。

　　而即使几个木工全部符合条件要求，且一次性通过考试，也需要1年才能拿到相应资历证明(每年只组织1次考试)，再加上部门审核时间，总计最低需要1年零25天。

　　正因为创业成本太高，资质难得，“挂证族”应运而生。所谓“挂证族”，就是通过“出租”个人职业资格证，获取证书挂靠费用。沈海斌就发现，由于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的时间周期太长，一些人退而求其次，找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人挂靠在公司名下，解决资格资质门槛问题。

　　通常一个证书每年的挂靠费用为数万元，高的甚至十几万元，而成立一个公司需要证书的数量多在5个以上，这对创业者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沈海斌说，“创业者的无奈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政府之手’在管控微观方面的滞后与扭曲。”

　　更令人担忧的是上述例子并非个案。目前，我国共有90个工种实行就业准入制度、38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从车钳刨铣磨到西安肉夹馍，相关从业者都必须通过培训、考试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才可就业上岗;14大项、100多种子类行业几乎全都需要相应的资质证书才能入行开办企业，而不同资质的企业需要的职业资格条件又是五花八门，所需的资格资质认证事项数不胜数。

　　以宿迁来看，沈海斌他们对全市资格资质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仅市区运行的资格资质类项目就有569项，涉及到43个部门、61家行业组织。“很多资格资质认证制度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20多年基本没有大变化，与时代发展脱轨、与市场需求脱节，弊端丛生。”

　　政府在资格资质类事项认证中扮演了主角，设置了诸多行政壁垒和管控事项，束缚了社会主体的活力。

　　沈海斌说：“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这时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给拿掉，让他轻装上阵。”

　　为此，宿迁启动了资格资质去行政化改革，除少数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须由政府掌握的特殊职业、行业外，其他资格资质认证一律与行政脱离，放给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实现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形式和评价结果的全面社会化。即便是政府保留的资格资质事项，也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相应资格资质的培训和考试。

　　据沈海斌介绍，目前，宿迁市内资格资质项目相关培训100%下放给社会培训机构，他们还与世界知名考试鉴定机构ATA合作，委托其承办约300项资格资质类事项理论考试鉴定任务。“但也遇到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现行政府认证的资格资质事项中，有70%以上属于省级以上的权力，基层很难突破;国家职业标准已经15年没有修改修订，职业标准与生产生活实际脱钩，很难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等。”

　　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从国家层面对资格资质去行政化改革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对资格资质事项的改革路径、方向等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同时，从国家层面对资格资质类认证事项进行清理，除政府必须负责的涉及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资格资质认证事项外，其他部门负责的资格资质认证事项的考试、发证权力应当取消，而不是下放给下级政府或部门。通过对改革流程的系统规划和具体设计，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行动路线图，为基层的资格资质去行政化改革指明方向、打下基础。

　　其次，建立资格资质职业标准动态管理机制，推进政府在职业标准制定中转变身份角色，将该由市场和社会负责的资格资质标准制定权限还给市场和行业组织，政府把精力放到对职业标准制定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上。第三，为基层改革顺利推进创造充分条件，可选择合适的城市进行试点，为全国层面的改革先行试点突破、积累更多经验。

　　此外，沈海斌还建议，引导和培育行业组织发展壮大。对新时期行业组织的功能应重新定义、组织，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行业组织的组织及活动，保护其权益，确认其地位、性质和职能，为行业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