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三是建立青年农民粮食产业发展基金。以鼓励、培育和支持一批青年农民，特别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安家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致力于创业，献身于农业和农村，成为粮食稳定的产业大军。

　　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实质就是“做大做强”我国的“天下粮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就打下了民生安定、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牢固基础。

　　(作者系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