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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家风

2014-02-11

    正月初六晚上，我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节目时，有一档栏目深深地吸引着我：《新春走基层 家风》的热播，使我联想起了我家的家风。

　　在我刚参加工作时，回家后喜欢议论单位的情况。父亲就讲：你们现在说话太随便。我入党时，即使是最亲的亲人，不能透露的绝不透露。你祖父、祖母的入党情况我毫不知情，直至公开时才知晓。我的祖父、祖母都是出生在贫农的家庭里，他（她）们的入党介绍人是陕北刘志丹派过来的，是我党早期发展起来的两位秘密地下党员。并且是单线发展。一家三位党员，直至公开时，坐在一起开会，村里人才知道我家竟有三位党员。在此之前，就连祖父、祖母、父亲三人也互不知晓彼此的入党情况，他（她）们严格遵守着党的组织纪律。

　　父亲经常告诫我：言多必失。在单位说话一定要考虑周全，该说的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说，不该说的绝不乱说，更不能瞎说、胡说。父亲的教诲使我懂得了滔滔不绝、信口开河的许多坏处。渐渐地我也养成了少说多做的良好风尚。不知不觉中，这一注重少说话及说话的方式、方法的家庭传统风尚又遗传到子女们的身上，它竟成了我家的一大家风。

　　父亲直接秉承了祖父的做人准则，又将这些准则传承下来并身体力行。父亲曾多次告诫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清白、处世要正直；伺候公家就不要眼小公家的东西，与人相处就不要想占人的便宜，厚道些、吃亏些最好，这是咱家的家风，你要谨记并传承下去。

　　1961年，国家遭受3年自然灾害。正在山西省委党校任教的父亲响应校党委的号召，首当其冲写了志愿书回到原籍定襄县。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陆续解决“62压”干部（就是60年至62年压缩遣返回原籍的离并干部），有的干部重返太原、有的解决了子女的工作、有的解决了子女的户口，唯独父亲榜上无名，原因是：他自愿申请回原籍的，并且有志愿书为凭。惹来母亲唠叨子女怨，都怨父亲太老实、正直。父亲却说：我是一名党员，国家有了困难理应分担，主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返乡，我一点也没错。

　　在定襄县机械厂任职期间，他全然不顾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受整时留下的残疾，而是身先士卒，常常工作在车间第一线，全身心投入到恢复生产中去。在短短的六年中，身上掉了十来斤肉，整个人瘦了一圈，终于把一个只有二十多号人的手工打锹小厂，发展成一个近三百人的“五金工具厂”。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厂里打过任何一件生活日常用品，没有拿过厂里的一把钳子。

　　在定襄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职期间，父亲手中掌握的就是名烟名酒和许多紧俏商品。当时流行“批条子”，他很反感这一做法。在任时，从来没有批过条子，更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任何馈赠。他还经常跟周围的同事讲：做事要清白、做人要诚实、处世要正直，这是我的家风。1979年12月，50刚出头的父亲为了我的工作提前离休。1980年1月，根据政策规定，我顶替父亲到了定襄县糖业烟酒公司上班。在姐弟妹五个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位在工作上沾过父亲光的人。

　　父亲在临终前几天的弥留之际，水米不进口。我买了一些“安利”营养品，想尽力维持父亲的生命，却被他拒绝食用。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吃那美国人的东西，他打伊拉克还杀萨达姆；台湾至今收不回来，就是因为他在里边胡搅，我十分看不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径。有一天中午，我与母亲、妹妹把“安利”营养品悄悄放入碗中，与稀饭混合在一起，想让父亲食用。刚端碗到嘴边，父亲就说：不对味、不对味，是不是你们胡乱让我吃美国人的那种东西？就在这天午后，父亲与世长辞。

　　虽然父亲离世已整整七个年头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却永远铭记在我全家人的心里。他一以贯之的家风让我们不敢有丝毫的僭越，至今虔诚地遵从着父亲以身作则树起的家规、家风。

 （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 阎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