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开窗户，吓得不敢出门！”昨天北京市人代会通州团分团审议现场，包括市人大副主任梁伟、副市长张工等多名代表人手一份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对于防治措施、罚款标准、执法难度等话题展开热议。

　　镜头 1 医学博士先讲“科普课”

　　在三项法规草案中，代表们对于“大气污染”格外关注。“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资料。”市人大代表、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发挥了他博士生导师的“专长”，开始现场“科普”。

　　“大气污染的防治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污染的生成过程，一是如何清除。”三句话不离本行，这名医学博士随即用“中毒”比喻污染：“就像中毒一样，一方面是体内毒素生成，一方面是毒素排不出去。”他的斜对面，市人大副主任梁伟、副市长张工听了这句比喻，都频频点头。

　　姚树坤提出，一些针对环保的研究还应继续加强。“比如最近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大气污染中，汽车尾气起的作用仅占4%，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打断你一下，这个研究是有争议的。”副市长张工抬手示意。会场静默片刻之后，有代表忍不住发问：“那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具体的数字咱们不敢说，但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率应该在20%-30%左右。”张工回答。随即，他示意“科普课”继续进行。

　　镜头 2 罚款两千到两万 代表称“弹性太大”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的罚则，也成为现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多名代表认为，罚得不够“狠”。

　　“和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一样，大气污染涉及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必须提高违法成本。”姚树坤说。“惩罚的力度还是不够。”市人大代表康伟接过话头。

　　康伟建议，处罚金额的确定应引入成本概念，比如参照企业的总资产制定处罚比例。“否则他挣一万，你罚两千，他还是会违法啊！”现场一片笑声。“另外，罚则的弹性也太大了。”康伟还说，比如某条罚则定为罚款2000到2万元，“这不是为执法队员提供寻租空间吗！”

　　“应该像公务员酒驾一样，一旦触犯就开除公职。”通州区委书记、市人大代表王云峰认为，过大的裁量权，易在执法中掺入人情世故的因素，影响执法效果。

　　“建议入刑！”市人大代表郭友直接表示。他说，从多年实践来看，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力度相差很大。比如醉酒驾车，过去就是罚点钱；醉驾入刑之后，震慑效果明显多了。“大气治理是个严肃问题，条例大量篇幅都用在经济处罚上，力度不够。”

　　面对代表们对于处罚尺度的看法，在座的市人大法制办主任张引解释，一般来说，立法中的罚则会掌握在10倍以内，“比如起点是2万，最高限就可能定为20万，这在法律上叫自由裁量权。”他说，在立法中一般不会将罚则细化，而是交由行政机关处理。“比如环保、住建部门，再将如何处罚进一步细化。”

　　市人大副主任梁伟也解释，现在对于大气污染的处罚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公务员不作为，该管不管要追究；排污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予以经济处罚；构成犯罪触犯刑法的，入刑。“这是地方立法的最大权限。”梁伟说，“其实，整个过程，我们也都想‘狠着点罚’。”会场又响起笑声。

　　镜头 3 “吐槽”执法难

　　紧接着，“怎么执法”成了下一个议题。“难度主要体现在很难量化。”作为北京主管环保的副市长，张工坦言他的担忧。“水有水表，电有电表，但排放多少是没有表的，很难量化。”

　　张工表示，大气污染防治中，基础工作还是落后的，比如不能对排放源实时探测排放量。

　　对于执法难度，张工再举例说，现在为了防止遗撒，北京区域所有车都要求“加盖儿”，但是实际在北京工地上，本地企业占不到20%。“外埠的车辆来了，你逮不着他。这也是难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