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在美国进行数月走访调查而成的纪录片终于发布。在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过人物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场为基础，记录了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部纪录片，持不同观点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转基因支持者而言，这部纪录片算是粉碎了“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谎言，明确了转基因在美国并不需要强制标示，也体现了美国官方和主流学界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而对于转基因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能看到美国内部也存在强大的转基因反对声音、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等。

然而，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颇，使之无法完整客观地呈现美国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真实面貌。事实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谣言，已经被众多科学传播界界同仁辟谣过多次。

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专业论文来进行辟谣，毕竟，一来这是重复工作，二来结论性的文字是一个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东西。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与各位读者探讨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查，以及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

统计和谬误

对统计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样的样品越多、分散的越随机，越能反应总体的规律，反之则会陷入错误之中。纪录片中，“超市采购”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我们可以注意到，采购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购买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样，随机性就不能保证——毕竟在美国甚至有只贩卖非转基因食品的专门超市。此外，购买的产品种类太少，且不能保证是否经受了非随机的挑选——因为即使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都进行贩卖的市场，非转基因食品有着明显的标识，这对于商品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事实上，在存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盲法进行采样，来保证取样不受影响。例如，告诉第三方人群购买产品，而不告诉购买产品的标准，这样的调查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对消费者群体的采访也存在取样偏差。与大范围的问卷调查相比，采访调查虽然互动直观，但是由于样品量太少，无法客观的显现总体消费者的态度。从片中可见采访群体大多是家庭主妇人群(尤其是那个“家庭妈妈组织”，从穿着已经能看出是一个明显的转基因反对组织)，而统计上对转基因持支持态度比例较高的如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却很少出现。

有了大样品量、取样随机的调查，其结论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统计中会出现具有相关性的数据，而如何从相关性推断两组数据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影响结论的重要因素。

在片子一开始，就请出一位名叫南茜・斯万森的大学教授，展示了所谓“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关性”的关系图。在图中，南茜・斯万森声称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可达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么？这里，斯万森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所在：“有相关关系，不代表两者一定就是因果关系。”

事实上，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是在统计中经常犯到的谬误，它会造成诸如“冰淇淋销售量增加导致溺水人数增加”、“索马里海盗数量下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读一读斯万森发表在一个类似于博客性质的网站examiner.com上的报告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她的计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几乎所有疾病都有高达0.9以上的相关系数。

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变量能引起几乎所有其他变量的改变，那么人们首先怀疑的是二者间的相关性计算是否存在问题。事实上，斯万森的报告的确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她使用的相关系数计算方式是经典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该算法体现的是两组数据的变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对趋势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

换句话说，如果两组数据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长，那么二者计算出的相关系数都是非常高的。

例如，笔者计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机食品销售额和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92——这是否足以说明有机食物的销售增加了糖尿病发病率呢？

事实上，对于高相关性数据，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发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联系。例如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检测技术的进步、人口老龄化、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增加等等。然后通过实验，确认另一变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导致该现象的发生。如此才能确定相关变量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

总之，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关系数也不能说明因果性更强。

科学事实的判定

对样品进行正确的统计和分析是得出正确调查结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实验得到的结果则是形成科学事实的重要部分。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对于科学事实的判定。一个好的科学事实，需要有设计和操作良好的实验、符合逻辑的分析，并且其结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检验和重复。

在片中多次谈论到的核心问题，就是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这是展现如何判定一个结论是否科学的窗口。

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科学结论，证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规作物相比并不会更低(这也是众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和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依据)。同时，也不时有一些声称发现转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对生物体健康造成影响大的报道。

那么，判断这些繁杂的信息是否科学，是否可被证实的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学事实”所需满足的条件。

事实上，有很多此类正是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而被认为并非科学事实。例如，2012年轰动一时的法国转基因玉米饲喂导致大鼠肿瘤事件，由于实验设计的缺陷和统计方式的错误导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内夫发表的证明草甘膦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影响健康”的文章，经笔者查询，系发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录，影响因子仅为1.3(这对于健康和生理领域属于相当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质量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