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在农业科研最前沿的转基因食品,支持者反对者更是争得不可开交。我在采访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科技工作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不必杞人忧天、谈转色变;很多消费者却是坚定的反转派,认为既然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何必拿自己的健康冒险。

　　频繁发生的各类农产品事件让消费者心惊胆战,千方百计寻找安全的食品。精明的农民和商家摸准这一心理,开发有机产品,商家还运用物联网技术,把生产全过程拍成视频,让消费者随时监控,并实行会员制,去除中间环节,直接送货上门。这样的产品价格要翻好几倍,但不少人觉得吃得安全,值!

　　“有机农产品不可能全面推广。”农业科技专家对我说,价格太高,普通消费者吃不起,国家也承受不了。就拿大米来说,有机水稻亩产量一般在500斤左右,是普通水稻的一半。如果都种有机水稻,一半人吃好了,另一半人就要饿死。现在我国大宗农产品供应压力很大,既要保证供应又要保证安全,很难。

　　人类欲望永不满足,技术发展永无止境。据报道,加拿大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堪称革命性的养殖技术:不再需要养殖场,直接用生物技术生产牛排、猪精瘦肉、鸡腿。这项技术有诸多好处:不生产头、脚、内脏等西方人不吃的下脚料和皮毛,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减少浪费,减少占地,节约成本;没有粪便污染,没有疫病,减少用药,产品更安全。可是这种技术会否带来无法预见的副作用,永无止境的技术研发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当下,谁也不知道答案。

　　本报记者 邹建丰

　　“邻避”，我们内心的痛

　　马年春节,乡愁成为许多“60年代人”的共同追忆,许多游子回到家乡,生发出“回不去的故乡”的惆怅。

　　江苏老乡俞敏洪说他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他儿时的乐土,到处茂林修竹,郁郁葱葱的山顶望得见长江,一带清流,下河游泳、捕鱼捞虾,呛几口水也没事。另一个是眼前的故乡,这块被工业化迅速改变的土地。山石被采光,山冈从此消失,大树被砍掉,新树树龄不过十年光景;河水黑且有异味,不复往日的清澈,看不见游鱼;开发区机器发出轰鸣,钢铁厂、化工厂肆意向天空排放烟尘……

　　被污染的何止是乡村。大半国土被雾霾笼罩,上百个城市重度污染,小个子大嘴巴的马云甚至担心,“现在赚的钱将来不够买药吃”。

　　以雾霾为标志的环境污染是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挑战。技术是工业化的基础,而很多现代技术尤其是化工技术会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体的污染,对社会、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迫使各国对工业化发展进行某些限制和改造。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出现雾霾到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中间经过了27年;伦敦人在雾霾中反思纠错,经过20年努力,才重见蓝天。上世纪70年代,老牌工业化国家发起“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缩写为NIMBY),意思是“污染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也进入“邻避”高发期,一些核电站、化工厂、PX项目、垃圾焚烧场被民意否决,因为老百姓反对将之建在自家“后院”。

　　还原城市和乡村的洁净,既需要坚定的国家意志,又需要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敬畏自然。前不久,我采访几位从事农地流转的大户,原本是谈土地流转,却很快聊到了食品安全。一位有近2000亩土地的大户说,现在民工工资高,有些人为了省工钱,过去一季水稻要人工喷药七八次,现在只喷一次—换成剧毒农药。工钱是省了,但稻谷、土壤、水都被污染了,“现在农民自家吃的大米都是房前屋后的特定地块上长的,但整体环境都污染了,还是免不了深受其害”。当人们提心吊胆,像上海人怀疑黄浦江里的死猪污染水源一样,怀疑餐桌上的大米有毒,这其实也是一种“邻避”—谁都不信任,什么都要回避。但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谁都不可能回到砍柴喂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和道德自律,再“邻避”也无法保证自己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有报告称,化肥农药无节制地使用,已使我国10%以上的耕地受到污染,每年有1200万吨以上的粮食受到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还不包括由此导致疾病的间接损失……

　　30多年来高歌猛进,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把发展理解为狭隘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空前的“GDP崇拜”,结果是收获了高增长,也付出了高代价。并不是所有的GDP都是正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清理费,每清理价值100美元的石油,就需要花费数万美元来清理沙滩并拯救受到威胁的野生动物,这对美国GDP的消减远远大于生产汽油、柴油和其他产品带来的价值。我国很多地方饮用水被污染,民众必须购买瓶装水作日常之用,这样的GDP也是负的……

　　GDP不是发展的中心,科技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时至今日,对技术研发和应用做某些限制和纠错,应该是科技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报记者 陈志龙

　　“以病为友”的医疗智慧

　　孕期应该是充满欢乐和期盼,但如果准妈妈突然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一定会陷入双倍的恐惧不安—为自己,也为腹中的宝宝。美国纽约布法罗市的莉萨·雷德尔就是在34岁怀上第二个孩子时,被医生诊断患了乳癌。

　　如果在从前,莉萨会接受最彻底的手术切除和大剂量化疗,这样,她或许能存活,但孩子肯定保不住。现在,莉萨和医生“很节制”、“很适度”地进行治疗,结果,莉萨康复,并生下一个3.2公斤的健康小子。莉萨以自己的经验告诫人们,不要过度医疗。

　　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带来福音,也带来问题,最突出的是过度医疗。最典型的过度医疗是滥用抗生素和输液,人类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近几年出现了超级病菌,对所有抗生素都具有抗药性。这是一个诡异的循环:人类发明抗生素,征服了许多细菌性疾病,但滥用抗生素反使人类面临更难对付的耐药性细菌。每年,全世界约有50%的抗生素被滥用,在中国这一比例更高。最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称,耐药性细菌每年导致2.3万名美国人死亡。

　　以前在美国,一些毒副作用小、保全人体功能和生命质量的“自然疗法”不被认可,近几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反思和纠正过度医疗的同时,首次提出,中医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真正的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和人体自身扶正祛邪,不会过度医疗。

　　被誉为“美国公众良心”的苏珊·桑塔格1978年发表美国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疾病的隐喻》,她写道:“每个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桑塔格的这种健康“相对论”,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医疗必须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