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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人也认识到过度医疗的弊病,但常常把根源归因于医疗市场化及医德沦陷,没看到更深的原因是在人文层次,是我们的医疗人文根基生了病—那就是技术崇拜和金钱崇拜:对疾病一味采用技术强攻的“战争文化”和“对抗哲学”,相信“有钱就能看好病”的虚假的“科学进步”。在这种对技术和金钱结合的顶礼膜拜中,人们不再认可对疾病的迂回和顺应,不再对生命中的挫折保有弹性。

　　人们只相信“彻底治愈”、“完全根除”、“一切了之”,忽视身心自然康复的力量,轻慢医疗过程中的精神抚慰,无以安顿受伤或将逝的灵魂,结果,在“病人”中,“病”越来越重,“人”越来越轻;在“医生”中,“医”越来越重,“生”越来越轻;医患关系成了“医病关系”,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康复)的“买卖”,既是生意,则必有过度吆喝、销售和使用。

　　星云大师有50多年的糖尿病史，他说，人难免生病，能对生死无所挂怀，才能坦然面对；心生排斥、恐惧、忧愁，只会加重病情。对糖尿病，要把它当朋友，爱护它，不怪它，与它和平相处，谨守分际。他从不排斥治疗，但只是适当治疗。

　　医学进步不应只以技术进步为衡量标准,有效的医疗不能脱离人道的社会和宽恕的人文氛围而存在;健康和生命,必须有广泛、厚实的人文支撑，而更高的医疗人文智慧有时候就是以病为友。

　　本报记者顾德宁

　　路在何方？

　　家用汽车让人们在提高交通效率的同时,也享受着出行的舒适。然而,越来越拥堵的道路、难以忍受的空气污染以及由此带来的糟糕心情,也让出行成本越发高昂。

　　我家住南京江宁,单位在新街口,有11年驾龄,但最近一年,我几乎不开车上班,而是乘公交和地铁，结果，体重从90公斤掉到87公斤。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私家车保有量超过1亿,同时,肥胖人群已达总人口的7.1%,成年肥胖者超过7000万。随着人们收入提高和购车门槛降低,驾车时间过长,已成为成年人体重超标的原因之一。

　　选择公共交通上下班,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利用等车、乘车时间读书。在地铁上,读到宋代重装步兵日行百里的故事,觉得不可思议,穿着几十斤重的铠甲行军打仗,在我看来,真可媲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日常需要徒步和奔跑,也是古人体魄强健的一个原因。人类社会的组织效率在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人类的体能却在逐步退化。

　　和我同一小区的王磊是银行业务经理,也不开车上班了,他是为了心理健康。王磊当初在江宁买房,是因为市中心房子太贵。好在那时郊区人口不多,交通顺畅。近几年,郊区住宅入住率不断攀升,道路越来越拥堵,屡次迟到后,王磊的“开车气”就格外大。他甚至幻想,把所有不守规矩的人都撞死!他告诉我,很多开车的人都有类似的幻想。

　　百度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职业司机“路怒症”患病比例超30%;上海长途汽车司机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80%,私家车主为44%。

　　王磊们的极端幻想,在有些人身上是血的现实。2007年10月,一名莫斯科司机,嫌过斑马线的行人走得太慢,并对他的喊叫不加理睬,愤怒地掏出手枪,放倒了3名行人。2008年4月28日晚,一辆黑色轿车在宿迁市宿邳公路上狂奔,撞死一名男童,重伤一名成年人,司机疯狂逃窜,被抓后,竟声称他之所以撞人是因为家长没管好孩子,他这是“给横穿马路的人提个醒”。

　　为了身心健康,出于对雾霾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人减少驾车出行的频率,但同时,更多的人加入有车一族。

　　我的朋友杨阳前不久订了一台车,用她的话说,终于可以告别挤车血泪史了—每天早高峰从江宁挤地铁到新街口,晚高峰原路返回,身体瘦弱的她,常被挤得脚不沾地。3年来,她挤丢过手机2部,月票卡N次,被疑似黑手摸过3次……

　　像杨阳这样的新有车一族,仅在南京每天就有近700人,加上城市建设的天然滞后性,开车更难。同时,我和王磊开始体验杨阳受过的各种罪:公交车不准时,与地铁没有无缝衔接,得走很长的“泥巴路”,地铁越来越挤……

　　城市在扩张,市中心的高房价和汽车的普及使很多人住到郊区,但是交通成本日益提高,让远距离通勤的人处于两难。

　　最早普及汽车的美国人就经历过这样的两难。二战后,由于交通、通讯技术和便宜的能源,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向郊区转移,到上世纪70年代,郊区人口分别超过中心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然而,之后一再上升的交通成本包括油价、拥堵、肥胖症等使得很多郊区居民回流到市中心。

　　曾经,人们以为交通技术克服了空间距离,没想到它带来的问题会限制人的活动半径;曾经,人们以为回归公共交通就能解决问题,没想到我们已经习惯了私车出行的舒适。何去何从,科技当真是一条不归路? 本报记者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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