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左）接受记者专访 税东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左）接受记者专访 税东 摄

原题：深挖“三个动力” 读写“中国传奇” ——新华社记者专访博鳌亚洲论坛嘉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杜绝“口号改革” 释放改革新动力

宋振远（新华社记者）：首先欢迎迟院长来新华网作客。2014年被称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元年，包括这次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向改革要动力，包括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77次提到改革。也就是说改革这个热词喊了多少年了，之所以喊，说明它一直很难。你觉得这一轮深化改革主要瓶颈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强调一个难字？您解析一下。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刚刚李克强总理也谈到，我们向改革要动力。现在的改革和过去比，我感到有三个很大的不同：一个，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全面调整利益关系这样一个攻坚阶段。如果这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有所突破的话，这个改革才会成功。所以应该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调整利益关系高度融合。第二，我们现在的改革，增长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所以李克强总理讲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这说明什么呢？这三个动力其实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今天中国的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向什么转？我们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变。怎么样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这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样一个转型，它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在于要改革。如果改革不突破，比如服务业市场的体制不开放，如果社会资本，以激活社会资本为重点的企业改革没有突破，如果以放开市场、激活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没有突破，尤其是以简政放权、负面清单、权力清单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不突破，那么我们说增长、转型就缺少了最基本的条件，就很难。 第三，今天的改革，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就是现在改革，调整利益关系也好，增长、转型和改革也好，都必须在这几年能够取得实质性突破。所以这个背景下，我们说改革进入一个攻坚期，如果这个时期我们没有一个紧迫感，改革没有更大的魄力，没有能够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那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从这样一个改革的特定背景出发，我们说改革与危机赛跑是一个现实，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清醒的估计。

宋振远（新华社记者）：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包括中央领导之前也说，政令不出中南海，确实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改革中间流产。你觉得在新一轮改革中怎么避免口号改革，或者说怎么吸取过去这几轮改革的得失，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过去我们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讲到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可是攻了几年，尽管有一些方面的行动，但是没有多大进展。改革常常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把改革作为一个口号。第二，改革在实际行动过程中扭曲。所以改革的形象大打折扣。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口号，一个是实践当中走形变样。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条很重要：

第一，我们强调顶层设计。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解决了中国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全面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第二，现在改革不但需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协调。现在改革，因为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官员利益都是形成改革在实践中扭曲的一些突出因素，那怎么办？必须从上自下，尤其是上，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是超脱于部门利益，超脱于行业利益，超脱于地方利益，也超脱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制是很重要的。

第三，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是要建立一个改革评估机制，现在改革我们讲了一年干什么、两年干什么、三年干什么，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改革不能再作为口号。那改革就要建立一个好的评估机制。你哪些干了，干得怎么样，要有社会上的评估，要有专家的评估，要有相关部门的评估。这三件事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防止常常把改革作口号，常常在实践中扭曲变样。我有一次到地方去，人家说老迟别讲改革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大家一听改革，好象又要出这样招那样招，弄不好我们又要受损了。

宋振远（新华社记者）：现在看前两条已经有了，就是评估机制这块现在还是缺失。要有一个评估机制，而且这个评估机制一定是政府的、社会的、民间的结合，不仅仅是政府的评估，而且是社会的评估，来自于独立智库的评估更重要。所以总书记讲了，99%是行动，行动更重要，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以后，336项改革怎么能够逐一落实到行动当中？这个是更重要。

简政放权厘清边界 建立“两个清单”制度

宋振远（新华社记者）：在改革的清单中，无论是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刚才李克强总理演讲，都把简政放权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就是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简政放权推进到现在，应该说下放了一些权利，削减了一些审批项目。但是下一步怎么进一步深入？就像总理讲的，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在这块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现在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如何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现在走了很好的一步，以放权为重点，破题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应该说是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做的一个亮点。但问题在于我们未来的两到三年，市场化改革将在多方面突破。我们搞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就在于它制度层面上要创造新东西。负面清单、权力清单我感到这里有三件事情需要破题：

第一，我们现在从行政审批，就是数量性的行政审批走向负面清单管理这样一个转变，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而且带有历史拐点的转变，这个转变时间恐怕不会拖得太长。当然，我想未来一两年在这方面应该是有重要突破。

第二，在走向负面清单、权力清单的同时，政府如何有效地强化对市场的监管，这是一个大问题。审批权是政府的一个基本权限，我们走向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以后，突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不是一般的审批了，它是一个市场监管，尤其是我们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以释放十几亿人的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更需要一个有效的、综合的、权威的市场监管，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是现在仍未破题。现在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高度融合，既管审批，又管监管，你说监管有效吗？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为什么建立了这么多机构，而实际效果并不大呢？重要的就是行政审批，既管审批，又管监管，监管是很难到位的。更重要的，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它和社会力量没有高度融合在一起。所以如何来实现有效地监管？如何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三，权力清单也好，市场监管也好，它需要法治市场经济，要尽快去立法。比如说权力清单要靠法律，政府只能干什么，这个负面清单，你不能说你定了多少就叫负面清单，当然少一点好，但是最后需要用制度和法律来确定。再一个，市场监管。过去行政为主，今后恐怕就要走向以法律赋予的市场监管职能，这样你监管才能有效。刚才总理说了，法治经济，我想可能最近一两年，我们在法治市场经济方面会有一些重要举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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