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

　　合作社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不同，其与村两委的关系也各异。在依托村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合作社，其党员的组织关系仍然由村党组织管理。合作社党组织的建立，在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动员力和党员的带动能力的同时，更加强化了合作社与村两委尤其是与村党组织的关系。在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中，合作社党组织与村党组织合并，村书记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随着合作社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建立，由于组织关系由村党组织管理，这样，村党组织便得以与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建立起联系。与依托村党组织建立合作社的党组织不同，在单独或联合组建党组织的合作社，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党员的组织关系发生改变。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前，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村党支部。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后，党员的组织关系有的实行由村党支部和合作社党支部进行双重管理，有的则由村党支部转到合作社党支部，例如辽宁省西丰县永得利蔬菜合作社。党员组织隶属关系发生改变，必然引发其与村党组织关系的改变。

　　其次，合作社的地位得以提升。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并且隶属于上一级党委，在组织地位上与村党支部平等，由此提升了合作社在所在社区的地位和话语权。最后，发展党员的渠道拓宽。长期以来，农村党员的发展主要依托村党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是村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培养谁、发展谁，要由村党支部决定，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党支部书记。目前，在中国一些家族势力和宗派势力浓重的地区，农村党员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合作社党支部建立后，农村发展党员的渠道拓宽，农村的一些种植养殖能手和经济强人可以突破当地家族势力和宗派势力的限制，得到党组织的重点培养，最后发展成为党员。例如“中国脐橙之乡”江西省寻乌县在果业合作社及相关组织中建立党支部，近年来，已经发展党员187 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623 名，在册登记的入党申请人达 2315 名（季婵燕，2011）。在一些建立了较多合作社党组织的地区，例如江西省寻乌县，由合作社培养的党员成功竞选村两委成员的案例时有发生。

　　六、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合作社有不同的表现。在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由于领办者与村两委融为一体，既可以发挥村两委的政治影响力和行政动员力，又可以发挥合作社的经营效能。但是，由于领办人在合作社中的角色认定不同，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与村两委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村组织代理人领办的合作社，领办人代表村组织在合作社发挥作用，领办人的村组织代理人身份要比其理事长身份重要，

　　并且，村组织代理人可能随村两委换届而改变；在能人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发起人的能人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合作社组建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而在合作社成功运作后，发起人的能人身份便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是否继续留任村干部，则要视是否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而定；在理事长晋升为村干部的合作社，理事长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合作社领办人承担起双重责任；在社区领袖领办的合作社，由于社区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会受村两委和理事长换届的影响，村庄发展和合作社发展均有着稳定的预期和长远规划。

　　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依据合作社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村两委的执政能力，合作社与村两委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关系：在村两委扶持型关系中，合作社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合作共赢型关系中，合作社与村两委以相互独立的主体出现，合作社具有较强的与村两委对话的实力；在博弈制约型关系中，合作社的存在对于村两委形成一种制约，从而能促使村两委提升执政能力；在村两委监管型关系中，合作社质量得以提升，与村两委的关系也较为融洽。

　　跨区域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社与社员所在社区以及业务所及地区村两委的关系。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开展协作，或直接将村两委成员吸收为自己的骨干社员或业务人员，与不同社区组织建立联系，以拓展自己的业务。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由于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不同，其与村两委的关系也不同。依托村级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强化了其与村两委尤其是与村党组织的关系；单独或与其他组织联合建立党支部，则提升了合作社在社区的话语权，并拓宽了发展党员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