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从广度和深度上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稳定税负，提升福利，集大权、聚大财、办大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方向骤转，对未来市场经济走向的影响不容低估。

　　文/盛立中

　　新一届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其中的结构性减税被视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关键内容。然而，视觉中的结构性减税原本就并不显著，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张力就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结构性减税，从政府层面看，减税是确定的，是主旋律，尽管是结构性的；而从企业层面，税收一年紧过一年，对为政府打理钱财的专家学者渲染的“轻税政策”没有太多感觉，反倒是对资源税、消费税、环保税、房地产税、社保税费以及地方附加这些杂七杂八税费与时俱进地“结构性增加”挠头不一。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要达到屁股与大脑高度一致，不同的观察维度是一种必然，这也正是中国税收的逻辑。一个浅显的道理是，税收中从来就没有福音。无论是加税还是减税，毫无例外。

　　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减税最重要事项是“营改增”。相关部门使用专业财务术语摊出一个又一个账簿，并时时提醒人们注意高达千亿这样一个年规模减税让利数字。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目前的“营改增”旨在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使人为断裂的增值税链条衔接起来，清除重复征税，确保税收工具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税收中性作用。如果这一“纠漏补缺”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有什么税收损失的话（相对于政府而言），这也仅仅是必要的财政支付，归于税制改革中的成本项目。片面强调甚至扩大解读其中的“减税”，不是无知，就是有些别有用心了。何况，仓促的“营改增”试点，让中国增值税体系变得如此庞杂，导致企业财务和税收成本骤升，部分行业（企业）税负更是不减反增。而建筑、房地产、工程施工等行业，由于实施“营改增”将导致企业税负大增而一再延宕。

　　上述种种，或许是企业家对结构性减税感觉不那么灵敏的主要原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最近在接受访谈时指称，这些年，中国的减税政策“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质性的减税。”周天勇认为，“主要阻力在财政税收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减税，地方政府总是处于钱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财政养的机构和人员太多了，他哪能减税。土地出让金多留给农民，给中小企业减税，地方政府会这么做吗？不会的。在没有制约的格局中，政府支出需求的无限扩张性，与征税的有限性一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尚需警觉得是，按照秦晖先生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在中国历史上，每轮大的税费改革过后，纳税人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问题远不止于此。最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稳定税负”这一极具新意、出自顶层的提法，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在大的原则和方向上进行了全新定位。“稳定税负”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既牵涉到总体税收负担（比如税收与GDP总量的关系），又涉及税制结构优化路径（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以及纳税人核心利益、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等等。对此的官方解读，比较典型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观点。刘尚希认为，过去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增长，老百姓担忧甚至有骂声。最近一年尤其是经济增长下滑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又低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其这么下去，意味着宏观税负会下来，今年的赤字已经跳跃性增长，明年的赤字若是又跳跃性增长，那肯定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实条件，我认为稳定税负是非常正确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到，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论述如何落实上述精神时指称，今后将全面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把部分有利于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转换为一般条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利益均沾，取消那些阶段性刺激意图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地方政府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按照财政部的改革思路，目前的中国税负水平是适宜的，税收这块绝不能再让。如果个别领域事权与财权错配确实严重的话，中央政府视情上收部分事权，而非下放财权。这种集大权聚大财办大事的思想可能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财政政策走向。换言之，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税收政策将趋于谨慎，或有的减税套餐也将大幅缩水。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转向以政府财政支出为重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中“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网”，对基本养老、教育、医疗以及对社会救济“兜底”为重中之重。较大幅度地加大社会福利投入，或增加税收，或削减其他财政支出，进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令全球顶尖经济学家措手不及，准确地说法是“脑感差”。不过，大的方向是确定的。针对目前国内外面临的经济态势，李克强总理曾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面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调控宏观经济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用短期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比如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投放；另一种选择则是通过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李克强强调，第二种选择既利当前，又惠长远，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但需要咬紧牙关、顶住压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我们权衡利弊，采取了第二种选择”。总理在这里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主导作用，而非更多地政府干预。稳税负是为了保支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其目标无非是为“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与市场，福利与税收，尺寸的拿捏无疑颇具技术含量。

　　如何实现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既定改革目标，在中央层面会有N种选择，其结果将对市场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理论上，由于税收和支出存在乘数差异（后者大于前者），如果不考虑腐败成本的话（据称财政支出在中国的腐败成本大约为25%），由于财政支出直接对应GDP，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对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财政扩张性效应。然而，对税收做减法，则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将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力量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市场经济中，垄断、通胀、税收均会导致经济活动萎靡，百姓腰包缩水；相反，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增税“仅仅会”导致更多的政府支出。

　　正是基于上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在市场中的作用不同，不少人对中国政府未来的财政改革路径提出不同看法。市场派认为，中国政府下一步应该做的是“去福利化”，把保障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谋生能力，对保障也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在市场中会反应出来，市场中的企业家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去满足不同的要求。但是，假如是政府包揽，这样的信息就不会出现，政府无从判别谁需要更多的保障，谁只需要少一点的保障。最终会导致政府和他们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乃至多余的保障，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让更多的“部级官员的三亲六戚吃上财政饭”。据媒体报道称，2013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谈到，有一位副部级官员，村干部为“讨好”他，一直给他父亲发放低保。“这用得着吗？难道一个副部长级干部没钱供养自己的老子？说白了这就是送人情嘛，这坚决不行！”据称，李克强总理还为此重重地拍了桌子。

　　中国的高税收低福利或许已经走到尽头，低税收高福利在中国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稳定税负、适度福利”或成为中央政府的不二选择。固然，中国的当权派不会拿出他们的私房钱去补贴囊中羞涩的底层百姓，官员们对这种貌似愚蠢无比的做法似乎比普通人有更深刻的理喻；至于政府，美国屡试不爽的一条经验表明，每次华盛顿向市场提供补贴从而对市场造成干扰时，华尔街都会想方设法将大部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而原本应该获得补贴的人却在由此造成的市场动荡中深受其害。然而，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社会积聚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逐渐显露，戾气日盛。如何向社会注入正能量，正考验着各级政府智商。这么说吧，无论什么样的市场论，都不能推卸政府的责任，老想最小的责任，无限的权力，这样稳赚不赔的买卖，即使上级不究责，百姓也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

　　中国整顿税收洼地行动或将采取休克疗法。据称，地方政府为抢食资本资源而搞得五花八门的税费返还政策禁止令已在中央层面制订中，很快就将发布。中央政府下决心对税收优惠碎片进行清理、整合，对相关企业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企业投资回报预期或需重新调整。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区域性政策、行业性政策、企业规模性政策和所有制政策四大类。真正的税收洼地是那些既赚大钱又享受政府补贴，还享受税费特惠政策的企业或行业。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觊觎国家再出台特殊税收红利政策已经越来越不现。诚然，企业家们还可以在税收特惠制的消失途中享受些许税收比较优势的感觉。在税收“维稳”期，还是那句老话，企业切记构牢税收防火墙，防止系统性财务风险爆发。

　　舌尖上的财务

　　发轫于“美食之都”的皇城老妈，以口味和品质支撑着其定位高端餐饮的发展之路，其背后的财务策略也颇耐人寻味。

　　文/黄鑫宇

　　把一锅舞动舌尖的川味火锅，做成一个人均消费过百元的全国知名的高端餐饮，成都皇城老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皇城老妈”）用了28年的时间。

　　从一间路边简单如“成都小吃”的铺面，发展至今——拥有成都3家独资店、省外4家控股店、全国17家加盟连锁店、1家独资食品加工厂以及在尼泊尔建立的独资度假村。皇城老妈的“成绩单”上还包括四川川人餐饮管理专修学院、四川川人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皇城老妈酒业公司等产业；2007年时成为欧洲最大、全球排名第二的葡萄酒生产商卡斯特葡萄酒的西南总代理。

　　同样出名的是皇城老妈为食客们营造的特色蜀汉文化氛围——在成都总店，壁龛里陈设的川西彩釉、茶肆里摆设的纯手工竹椅、独特的仿古方形火锅，特别是随处可见的那些饕餮文绘制的老成都浮雕——让惯常的火锅顿生怀古韵味。

　　“皇城老妈一路就是由味道向文化这样走过来，但现在的确需要有一个经营转向，”几乎全程伴随皇城老妈发展的财务总监刘德钧很是清醒。自从2012年岁末中央“八条”出台后，“做品牌、走高端”的企业都有了新的思考。刘德钧也颇为认同高端品牌向大众消费端转移的观点。

　　“我们在也讨论高档餐饮如何转向的问题。实际上做产品转向是不可取的，投资转向也是另外一回事。皇城老妈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经营转向”，刘德钧进一步进行了解释，“所谓经营转向，即在保持皇城老妈在餐饮领域的加盟连锁基本态势基础上，逐步考虑做好大众消费的文章。目前皇城老妈已经筹备在境内开设大型集购物中心、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场，即类似‘皇城老妈Shopping Mall’这种概念。但无论未来怎样，皇城老妈最大的愿望是做‘火锅的百年老店’。”

　　品牌背后

　　相较国内一些同行动辄数百家的加盟连锁规模，皇城老妈的扩张速度多少显得并不是那么快。在刘德钧眼里，皇城老妈更注重稳健，对品牌与品质的重视贯穿发展始终。

　　中国的民营餐饮业大多从极小的规模起家，皇城老妈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建店之初也是一间小店，依靠在成都市民食客中累积出的味道、口碑，借助开始脱离物资匮乏的口舌之需，成为四川火锅大流行中的代表。“当时并不追捧什么环境、档次，但是确实重视回头客的反应。”据刘德钧介绍，在1994年～1998年，皇城老妈虽然并没有连锁，却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当时真是顾客盈门、车水马龙的盛况，每天食客们一直要排到很晚才能吃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企业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结点。”

　　1998年对于皇城老妈是个重要年份，两个影响深远的改变开始出现：一方面，加盟连锁开始出现，皇城老妈先后在昆明、北京、沈阳三地进行品牌连锁店的经营尝试；另一方面，皇城老妈店总体蜀汉文化的风格设计与装潢逐步成型并渐成特色。说起这一特色，刘德钧笑言，“文革之后，很多传统文化精华被当成四旧砸掉，当皇城老妈再次重述这段历史时，大家感到很亲切。”随着口味与饮食文化氛围的相互交织，皇城老妈高端品牌效应开始彰显。到2005年时，北京、沈阳、大连、哈尔滨、石家庄、上海等地陆续出现了皇城老妈的Logo。

　　2005年之后，随着高端消费市场竞争的加剧，加盟连锁制管理问题开始浮现，以往做一家火一家的局面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投资之后，新店的投资回收期明显过长，此外远程管理风险隐患与管理技术人员的培养滞后，分散了皇城老妈的管理层精力。“回顾那段时间，虽然企业在各处扩张，但总体的经营状况却开始呈现下滑。因此我们决定暂停简单的加盟制，对市场进行再观察，同时开始控投制的扩张新路，目前在北京和沈阳等地的4家店的控股店就源于当时的设想。”同时兼任这些控股店执行董事的刘德钧如是介绍。

　　高端的代价

　　如果向成都的哥打听“成都最贵、环境最好的火锅”，十有八九会听到皇城老妈的名字，但后面还会自然地跟上一句“只有外地人才会去那儿”。

　　确实，在选择扩张、高端品牌之路后，某国政要或是各路明星逐渐成为皇城老妈最常见的客人类型。一段时间来，更多人则把它当成一个值得体验的旅游胜地。因此对于皇城老妈来说，“贵但必须值得”是必须找到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在注重口味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健康。”据刘德钧介绍，对品质的高标准，也成为皇城老妈品牌多元化的开始。例如，皇城老妈的加工厂就是从制度化的质量控制、食材品质纯正以及食品安全三个角度考虑之下而创立的多元化实体。皇城老妈也希望通过加工厂的集中来加工和控制，统一生产、统一配送底料等物资，对所有分店提出品质要求，但这也间接造成了餐饮经营者比较高的成本。

　　刘德钧以火锅中常用的香油为例，“皇城老妈要求必须使用纯正芝麻油，但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纯芝麻油很少，一般都是调和油，即便声称自己是香油的也会添加一些食用油。因为芝麻比较贵，追求竞争成本使得众多生产香油的企业不得不做以调整与放弃。但出现的局面却是虽然标的是香油，但在市场中真正纯的芝麻油几乎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配料加工厂，以保证口感的纯正。”

　　“虽然感觉上皇城老妈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我们却并不暴利，皇城老妈对品质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一些食材、材料的进货价格，会超过超市的零售价格。”皇城老妈从供货的源头开始就进行一系列的严格把控：对于供货商，首先必须出具食品安全证书；其次，必须有质量的细化要求。皇城老妈追求的是为客人提供哪怕一盘清笋，每盘清笋的大小与粗细都要均匀，且数量也必须不多不少。来自皇城老妈大连店某位管理者也曾经向媒体介绍过，为了保持鲜度，皇城老妈所用的火锅底料均现炒，目的就是留住当地的回头客。

　　细节“火锅”

　　无论高端、低端，不可否认的是，做餐饮赚的是辛苦钱。成都火锅圈里有句口头禅：“我们的钱是一锅一锅端出来的”。因为盈利不易，管理上也就更加珍惜。

　　餐饮是一个讲求“细节决定成败”的行业，其实就管理的细节而言，既有宏观可以感知的产品质量、口味，饭店卫生、服务、环境氛围等要件；也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培训、制度构建以及预算分析等成分。而单就微观来说，距离刘德钧的日常工作要更近些。

　　首先，所谓“人员管理培训”，即意味着将所有基层管理部门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目标是使管理理念从上至下灌输到整个体系中。在餐饮企业中有一大管理特点，即从原料、辅料的购进，到加工成产品的销售时间非常短暂。在皇城老妈组织体系中，最有效管理往往都是由最基层管理者来完成，餐饮行业的高层是无法渗透到企业的每个细节中，进而无法参与其中的管理。因此，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培养与理念的灌输显得尤为重要，需要让细节的管理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其次，餐饮企业的财务总监需要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中搭建好一些基础性的制度程序。这在刘德钧看来是财务总监尤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要想管理好一个有着一定规模的餐饮企业，起码要建立起规范数据和报表的上传下达反馈机制，反应上来的数据、报表必须要准确、真实，否则对于一个现金流量非常巨大的财务现实而言，是危险和不确定的。这个制度还要包括正确的分析。“财务总监需要从所反馈来的财务会计报表、数据中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去发现问题根源在何处，并提出解决方案。”

　　再次，整个企业在正常经营情况下，财务总监需要做好对经营和资金的预算管理。皇城老妈既有年度的经营、资金预算，也有月度的经营、资金预算。经营预算要做到心中有数、目标明确，围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有措施、方法；而资金预算则是合理调配安排经营资金，运用投资资金。一般而言，经营预算是资金预算的保证。

　　对此，刘德钧坦言，餐饮行业一般现金情况都比较好，少有因企业扩张过大或支出过大而出现经营失利的情况。但是作为财务总监仍旧不可对资金掉以轻心。资金预算主要包括对企业投资的管理，投资是有长短期之分的，特别对于短期投资，财务部门需要积极配合，尽量丰富投资手法。“皇城老妈对短期投资的考虑安全性始终在第一位，投资管理属于谨慎型，我们宁愿收益少一些而不要风险系数高”。也许一句四川俗语最能概括刘德钧的资金预算管理思想——你想要别人的小褂，别人还惦记你的长衫。刘德钧强调，“因此，对于投资的管理，有时候不能把一些不必要的利益看的太重”。

　　上市的马拉松

　　不同于洋外餐的发展态势，IPO对于很多中餐业者仿佛只能是场资本市场的“游龙戏凤”。其实早在2010年中国餐饮行业总收入就进入22000亿元规模，随着中国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中餐企业在扩张中都想到了“抓时机、跑赢大市”这一资本市场的必由之路。

　　但由于中餐企业的成本和盈利难以准确估量、存在不规范纳税的情况，以及日益升温的食品安全问题等主观因素，再加上国内A股市场过往实行审核制造成上市时间过长、对公司账面有近三年净利润累计超过3000万元的盈利指标要求等诸多客观原因，导致中餐企业并不被国内资本市场看好。

　　皇城老妈也曾奔波于国内上市，希望能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实现IPO。但是由于创业板上市涉足其它行业的受限，再加上传统上对餐饮企业进入其它行业的管理、技术优势的置疑，皇城老妈的上市准备越来越漫长。

　　对于到底中餐企业是否适合上市，证监会也曾专门询问过包括皇城老妈在内的一些中餐企业，但始终纠结于餐饮企业的质量如何保证这一问题。

　　对于当年的往事，刘德钧并不认为餐饮企业不适合上市，而是对于上市，有很多怀疑和杂音。另外，证监会对于中餐企业上市也会有一些特定的要求，例如行业内的非制度化因素。“所谓的可复制性比较差，也就是通过人为而非有效制度化的手段控制产品的质量，这是中式餐饮企业标准化经营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刘德钧也认为证监会主要基于中餐企业未来持续盈利和发展能力的考虑，也就是以后要怎么做。“现在在成都有28年历史的火锅企业一共有两家，皇城老妈是其中之一。但这28年间成都一共开了多少家火锅店？几乎是无计其数。所以很多情况下，中餐企业的上市也好、扩张也罢，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的刘德钧认为要成为“百年老店”，上市是良策之一，但限于社会的误解、证监会的门槛以及上市政策的规定，很多经营良好的企业都正奔波在上市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