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安徽阜阳发生“大头娃娃”奶粉事件;2007年，三鹿奶粉被曝添加三聚氰胺，民众对于国产奶粉的信任度自此跌至谷底。随后，伊利、光明、蒙牛等知名奶企巨头也相继出现质量丑闻，去年，乳业国标修改，原本公众期待接轨国际的高标准，反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了“削足适履”、“符合国情”的低标准，公众对于奶企的不信任，进一步延伸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监管体制之上。

　　事实上，本次奶粉引发的舆情汹涌，“禁奶令”只是一个导火索。国产奶品的信任危机一直没有结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才是事件的根源所在。

　　“禁奶令”背后的舆论隐忧

　　香港“限制奶粉出境”新法规自本月1日正式实施后，激起了舆论强烈反响。全面梳理舆论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认为此举情有可原。内地“背奶族”集体涌向香港市场，狂扫奶粉，导致频频缺货，港民怨声四起，此规例无非是为维护港民的合法权益。但另有部分舆论则表示无法理解，甚至斥之为“恶法”。在他们看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竟故意为难内地民众，且以严刑相威胁，实属无良之举。不过，在争论“限奶令”恰当与否之外，另有舆论将矛头指向内地奶粉的质量和监管问题。如“新华视点”就在微博上质问：“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加，为什么连一罐放心奶粉都造不出来?乳制品行业吸取三鹿事件教训并改进了吗?质监部门履行其义务了吗?”但在这些对于香港“禁奶令”的广泛讨论中，无论是体谅，还是反对，抑或是深思，其背后都折射出公众的诸多焦虑。

　　这层焦虑首先源自对内地奶粉质量安全的信心匮乏。近年来，中国内地乳制品的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圣元奶粉“性早熟门”、蒙牛乳业“强致癌物门”等一次次的乳品质量安全事故，使得公众难以重塑对内地奶业的信心。其次，频发的水土污染和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又再次加重了公众对于“吃”的焦虑。食品安全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舆论关注的重点话题。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又曝光了一些地区深井排污所导致的水污染危机，以及部分地区耕地大面积的重金属污染危机。种种危机叠加，更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生存焦虑。更重要的是，“禁奶令”背后的舆论焦虑还透露出公众对重塑监管体制的信心不足。虽然包括乳制品在内的各类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中央也连续出台举措，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但一些监管部门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等媒体曝光后才表演式地介入调查。面对这种监管方式，网友只能感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孩子在怀里，而奶粉在对岸!”

　　过去三十多年，GDP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等宏观层面的成绩，一次次激动着国人的心胸。但在当下，能否改善民生之困、解决舆论之忧，全看有关部门是否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从民生问题入手，处处为民众着想，一步一个脚印寻求改善。也只有在这种民生的逐步改善中，公众才能重塑对监管体制的信心，并由此增强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