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间，夫妻俩见证了西区5大糖厂的衰落、退出历史舞台，最近的就是今年3月5日，乾务糖厂正式停榨。

    10亩地一年曾赚十多万

    1990年，结婚不久的赵有明和董世林从四川达州老家刚到珠海时，赵有明发现珠海工厂少之又少，而要进工厂打工的人大多，想挤进去很难，况且在工厂里每天加班干足12个小时，一个月也只能拿到300多元，反倒是帮人家种地一个月也有同样的收入，而且自由度大，还没有加班一说。

    “那时候，（从市区往西区方向）过了珠海大桥就全是甘蔗地，种的人很多”。

    赵有明说，外来工不愿来到特区还是种地，所以他和妻子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帮人种甘蔗的工作，有时也种种香蕉。

    经过1990到2000年的“十年磨一剑”，赵有明和妻子从2000年开始自己当起了农场主，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两万元，又从老家的银行贷款7万元，加上手里的1万元，承包了十多亩地开始种甘蔗。

    “到（2000）年底把钱全还上，手里还剩一点。”赵有明说，第一年就有这样的收益，他感到很满意。

    董世林记得，早些年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间，斗门、金湾发达的水网上就会布满运甘蔗的船只，然后密密麻麻地挤在各个糖厂的码头前，场面蔚为壮观，从2006年之后，由于陆路交通成为主流，加上河网有不少因为城市建设被填平截断，这样的场面才渐渐消失。

    物价暴涨种甘蔗艰难

    由于华南、西南和东南亚一带糖厂众多，糖价也很透明，因此每次糖价有波动，甘蔗的收购价也会跟着变化，变化最大的一年是2008年，那一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

    2008年，平沙糖厂曾口头承诺给蔗农，说等开榨时保底收购价是300元/吨，但到了年底由于国际糖价大跌，糖厂开始按180元/吨来收，那一年赵有明亏了2万多。

    “什么都涨价，很难做的！”董世林说，她和丈夫注意到，金融危机至今物价暴涨，比如尿素和化肥现在都是145元一袋，比2000年时增加了足足100元，人工也是，早些年收割一吨给22元，现在按一吨60元来请人，还未必能找到人做，虽然糖厂也将收购价提高到了500元/吨，但却又指定了专门的人来负责运输，每运走一车约5吨的甘蔗，要收50元的运费，蔗农们实际上是按450元/吨的价格销售，特别是早年百斤甘蔗的根、叶和绑带大多计算成半斤，近几年都按3到5斤来计算，被扣掉不算钱。

    夫妻俩认为，糖厂只剩一个就形成了一定的垄断，蔗农们没了选择权，自然就没了议价权，加上各种成本的增加，即便乾务糖厂继续开，他们种甘蔗恐怕也难以为继了。

    最后该坚守什么

    在特区种地的打工者也不少，赵有明的四川老乡之前就有20多个种甘蔗，但2004年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有一些老乡选择进厂打工，流失了一批，最近一两年由于种甘蔗风险太大，老乡们全线撤退，坚守到最后的只有赵有明夫妻俩。

    凭着好年景，赵有明这些年交了数万元的计生罚款，终于在生下三个女儿之后，“追到”一个男孩，还在乾务镇城区买了一套140多平米的商品房，孩子们在读高中之前都在乾务的学校读，高中则不得不回老家，目前大女儿已经嫁人，剩下三个还在读书的让夫妻俩压力很大。

    13日中午，站在斗门区乾务镇石狗村的一块百余亩的蔗田旁，赵有明说，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种甘蔗了，等到年底收割后就转型种香蕉，或者是番石榴，不过还要考察考察，必须慎之又慎。另外，这块地的5年租期到今年也该到期了，如果租金涨太多，他恐怕无法承受，两口子可能会回归到刚来珠海时的模样，给大的种植户打工。

    简而言之，转型是必须的。赵有明发愁的是，年前种下的甘蔗已经长到了半米多高，推倒种别的要损失很大，时间上也赶不及，而如果不推倒，收割时又该卖给谁。

    休戚相关的命运

    “就像是被工厂突然抛弃了”

    最后一批下岗的工人异常落寞

    黄启光是平沙糖厂最后一批下岗的工人。他至今依然记得，2010年5月接到工厂因无甘蔗可榨停产，要求大家自谋职业的通知时的落寞，“心里当时空落落的，对前途很迷惘，就像是被工厂突然抛弃了”。

    黄启光1980年高中毕业，18岁进厂，下岗时在工厂干了30年，当时已经48岁。他说自己这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工厂，工龄满40年的就可以退休，工厂垮了也不受影响，但他只差了十年，年龄不上不下，找工作很艰难，当时跑了附近几家工厂，都只招30岁以下的工人，他的年龄严重招标，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跑到上海给亲戚开的酒楼打工，没多长时间又回到清远老家，跟几兄弟投资300万开了一家养殖场，但坚持了3年，还是觉得不对劲，只好回来，如今在高栏港一家知名钢铁企业工作，“还是托熟人介绍，否则根本进不去”。

    离开糖厂至今，黄启光不断折腾自己，他说自己眼下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踏实，人一直在漂，安定不下来，“虽然2000年之后，工厂效益就不好了，待遇还是2000多元，跟上世纪90年代一样，但干了这么多年，毕竟有感情了，哪怕待遇少一点，也不想再换”。

    44岁的糖厂车间女工于秀群也有同样的感受。她2009年10月下岗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多，直到2010年11月才在当地一家企业找到了一份对年龄相对宽松的后勤岗位，干不长又跳槽到金湾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如今在珠海一家小区物管公司工作。“再就业真难”，她这样总结下岗后的境遇，随即有些愤懑地向南都记者抱怨，糖厂领导缺乏才干，才让这家曾在全国都响当当的大企业最终走到了这一步，害苦了工人。

    有些已退休的工人仍沉浸在糖厂昔日的荣光里。当南都记者来到糖厂对面的一个工厂老宿舍采访仍居住在这里的老工人时，一位老工人听到南都记者说到“没落”两个词，不由动了怒气，说怎么没落了，糖厂好的时候怎么不过来，他随即摆手拒绝采访，“你要问就去问厂领导，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