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素琴

　　提要

　　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经济与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少具有近代性质的经营机制与管理手段率先在某些手工业部门出现，深刻地影响着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15至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明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亚洲贸易商圈融入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中国海外贸易对象也由以亚洲各国为主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远销世界各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市场经济的力量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一，粤海关建立后，广东的海外贸易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前来广东的外国商船增长很快，贸易量大幅上升

　　16世纪以后，葡、西、荷、英等西方国家凭借武力，相继抵达中国南海，南海成了西方诸国的角力场，南海商道的控制权随彼此势力的消长而易手，“中国海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17世纪是荷兰人的，18世纪是英国人的。”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大发现，海上丝绸之路从区域性网络发展成世界贸易网络。整个世界从此被连成了一体，中国也被不由自主地拉进了新的世界秩序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次年，康熙帝谕令开海贸易，先后于福建、广东、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以加强海上贸易的管理和进出口关税的征收。粤海关设于康熙二十四年，次年广东洋行制度确立。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扩大北方口岸贸易的企图，将中西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导致粤海关在中外贸易中一关独大。这一局势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

　　粤海关建立后，广东的海外贸易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前来广东的外国商船增长很快，贸易量大幅上升。1764-1765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为31艘，到1836-1837年，达213艘，增加5倍多。在来华的西方商船中，英国商船占有重要地位。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航抵广州的欧美商船共59艘，英国占46艘。美国在其“皇后”号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首航广州后，对华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到18世纪末，已经位居第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清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乾隆五十六年（1791）粤海关税收为110多万两白银，嘉庆十年（1805年）增至160多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粤海关征税数额，甚至超过了该年广东省地丁杂税的数额。

　　二，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贸易规模日益扩大。15至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优势地位

　　随着葡萄牙等西欧国家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东方世界，并先后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海上要道，改变了亚洲海域传统贸易局势，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仗剑经商”的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虽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明清帝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也受到了强烈冲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后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处于从属的或落后的地位。事实上，在15至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优势地位。

　　在进口商品方面，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白银、黄铜、海产等，南海诸国的输入品，除了传统的香料、珠宝、珍贵木材外，稻米也成为大宗货品。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大量农田由种植粮食改为种植经济作物，广东从明清以前的粮食输出大省变为缺粮大省，东南亚的稻米成为很受欢迎的进口品。欧美诸国输入的是毛织品和棉布、棉花，此外有皮货、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在出口商品方面，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明末，茶叶传入欧洲，引起一场“饮料的革命”，茶叶逐渐取代丝绸、瓷器，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但是，即使是工业革命后，他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大宗商品与中国进行交换，除了有限的本地商品和转贩其他地区的商品外，只能用大量白银支付，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呈现出巨大的逆差。据梁方仲先生估计，从1573到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超过一万万元。从1700年到1800年，英国用于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达2.89亿元。中国在15至18世纪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非常显著，“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三 ，葡萄牙人的东来及其租借澳门而居，广东的海外贸易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沿海口岸的繁荣和发展。原本为荒郊小渔村的吴川芷寮，到明朝万历年间，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港：“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 芷寮斗门村后“番鬼井”之名，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芷寮对外贸易的盛况。粤东潮汕地区的柘林港、东陇港、樟林港、庵埠港都是闻名一时的商贸港口。

　　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经济与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少具有近代性质的经营机制与管理手段率先在某些手工业部门出现，深刻地影响着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从手工业来看，不仅传统的陶瓷业、丝织业、冶铁业、制糖业等手工业因为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大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外销瓷、外销画、外销银器、外销壁纸、外销扇子等。“广彩”就是清代著名的外销瓷。广东商人通过“揽头”，向景德镇或者广东饶平、大埔等地的专业作坊，订制“瓷胎”，运到广州，依照西洋画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销往海外。海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使瓷器产地与贸易港口、国际市场之间形成了跨区域（跨国）远程陶瓷“产-供-销”网络。这种迎合欧洲市场的需求而创造的特色产业，是广东陶瓷制造业高度发展繁荣的有力证明。

　　从农业生产来看，欧美国家对中国丝、茶、瓷器、蔗糖等产品的强大需求，直接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由传统的以进口为基调的贸易转变为以出口为基调的贸易，贸易与经济一定程度上出现“理性”的互动。广东地区的丝、茶以及蔗糖、蒲葵、草席等产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持续性地大量出口，不仅带动了珠三角等地区桑蚕、甘蔗、茶、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迅速增长，而且使相关地区形成以基塘农业系统为核心的商品化、专业化的农业区域。

　　明中叶以后，在海外市场的直接刺激下，广东的蚕丝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顺德等闲的种桑养蚕已跃居农业生产中的首位或第二位，明末甚至出现了“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情形。到清中叶，形成了以九江、龙山、龙江等乡为轴心的“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的专业化桑丝生产基地，珠江三角洲的蚕丝业生产水平和规模明显提高，成为仅次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生产基地，为广东生丝出口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并促进了广州、佛山等丝织业中心的形成，不仅畅销京师，而且大量远销海外。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