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将土地经营权界定给农民，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36年之后，聚焦激发中国农民积极性的新一轮农村改革有望将这一变革引向深入。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会议涉及粮食安全问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谁来种地”问题、农村社会管理等问题。

　　会上一系列旨在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表述引人注目，“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等新提法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以前总是因为农村户口抬不起头来，现在觉得毕业后回家当职业农民也让人自豪！”海南农村户口大学生符策说。

　　观察人士指出，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与此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形成姊妹篇，兼顾了当前和长远，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农业部分的延续，系统探讨了深化农村改革思路，将为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带来新一轮变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改革专家夏锋说，此次会议凸显了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三个关键问题：谁是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守卫者，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卫者，谁是农村改革的首创者？

　　夏锋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思路抓住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共同落脚点——农民。

　　“国家用‘严守’‘死守’来表明决心，但违法征地现象依然不止。从长远来看，很难靠几个部门堵住违规征地，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成千上万的农民。只要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让农民对违法征地可以说‘不’，这才是真正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长久之计。”夏锋说。

　　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会议强调调动和保护好农民和收储者“两个积极性”。夏锋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农业投资增长。因此，以政策支持农民改善农业生产，以制度保障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是充分调动农户对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和保证粮食生产的关键。

　　会议还提出城镇化目标，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未来10年中国农民要市民化、农业要现代化、城乡要一体化，是农民主动化还是靠政府化？夏锋认为，农村改革的引领者应该是农民，新一轮农村改革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农民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的有力支撑，也是农民自主参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于近期公布。不少专家认为，这份旨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文件，将涵盖粮食安全、生态农业、土地资源保护等，一些重要的改革细化措施将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中国社科院农业专家李国祥认为，中国农业的增长方式过去比较注重数量，而对质量安全、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等注重得不够。无论是粮食安全新战略还是农村改革，政策的核心将围绕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农村土地制度将具体出现何种调整，“一号文件”中也将有所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应该说是目前农村新改革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农村改革的基础，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出一些具体做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谭秋成说。

　　未来农村改革将在哪些方面实现破冰？在夏锋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等，实际上已明确农地物权化改革大方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的物权改革有望启动。

　　其他可期的改革包括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推动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打破政府垄断供地格局，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市场化改革；改善基层民主治理，设立农民自治组织，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等。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这些新改革举措的落实，将为中国农村带来不可估量的变化，其效果将不亚于3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农村改革。(记者徐兴堂 郭信峰 伍鲲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