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身处欧俄博弈夹缝中的乌克兰外交选择空间非常有限，橙色革命或者这次革命都是因亲俄政策而起，但是欧盟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意愿为乌克兰兜底。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如果政策得当可以左右逢源，否则就是左右为难。从“橙色革命”至今已有十年，但乌克兰还在沉沦，欧盟和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均势，哪一方都无法完全拥有乌克兰，而一个混乱无序的乌克兰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如此，乌克兰才有可能在这种均势格局之下保持中立，进而获得两方的资源。

均势秩序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在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上形成双重均势考验着乌克兰人的智慧。革命的激情需要理性的谋划来拯救。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者

余额宝没有动任何人的奶酪

特约评论员 林木

余额宝这样的普通金融产品能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实在是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怪事。中国的金融监管属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严格之列，各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业务和产品设计基本上都需经过严格审批，类似于白名单制度。从监管角度看，余额宝和其他货币基金产品一样规范，并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一行三会都没有查处余额宝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引发轩然大波的反常识逻辑不值一驳。余额宝作为一种货币基金产品，成功之处在于选择了阿里巴巴，借助支付宝这个渠道平台，余额宝在几个月间就达到了约4000亿的规模，这是产品的成功，更是渠道的成功。至于引发争议的协议存款利率问题，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协议存款就余额宝有么？协议存款早已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市场行为，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银行拿到不同的协议存款利率并非什么难事。按批评者的逻辑，这些协议存款的所有人都在吸银行的血？比如许多国企资金甚至是社保资金、财政性存款？

余额宝之所以能有让储户注目的收益率，在于中国金融市场一直扭曲的资金价格。利率、收益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中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尽管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各种金融市场，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想在这些市场中自由切换并不容易，政策上和资金上的门槛使绝大多数人无法直接获得这些市场之间的对冲收益，普通储户更只能拿到管制利率水平的收益。余额宝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恰恰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这样一条渠道，支付宝提供了一个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易平台，有何不可？

即便从银行的角度看，余额宝也未必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一种产品。恰相反，对于管理较为规范的四大行和一些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而言，这样的产品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一样，很多时候都是他们绕开利率管制，展开与地方性金融机构存款竞争的一种有力武器。

对很多地方性金融机构而言，在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基础上，再给储户存款贴水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根据资金需求的变化，贴水率从千分之几到百分之几不等。资金有成本差异地流向需要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市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一种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额宝这样的产品不是有问题，而是太少太不齐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需要更多有差异的金融产品相互竞争，这样才能真正优胜劣汰，引导资金流向更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在利率市场化大幕徐徐拉开、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争论余额宝是否吸银行血这个伪命题上没有任何意义。

在贷款利率波动区间基本放开之后，对多数银行高管而言，存款利率完成市场化改革并不会让他们感到意外，不少人甚至希望尽快完成这一改革。放开存款利率，意味着贴水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各家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更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迅速发展，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反而是一种好事。对于靠息差收入就可以安稳躺在金山上赚钱的银行业而言，没有及时跟进互联网金融和移动支付市场说明了其缺乏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没有主动迎合市场需求导致互联网企业占据了互联网金融的主导权，这种情况更说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必要。

余额宝这类产品的出现，本质上是呼应了这种改革方向，也呼应了互联网参与金融行业的大趋势。就目前而言，互联网金融的作用更多地还只是体现在渠道上、体现在支付手段上，但从趋势来看，只要金融监管政策允许，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相结合的产品创新会大量涌现，金融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也会不断加深。

一些落后声音无法理解金融和信息技术创新对时代的推动意义和进步意义，他们只固步自封于自己的狭隘世界。对互联网金融来说，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不受到其他杂音干扰，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保持宽容，预留行业发展空间，探索合理的监管方式方法，应当成为监管层共识。

打车软件价格战：别枪打“出头鸟”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打车软件近日竞争激烈，上演了一出竞相优惠、轮番PK的“价格大战”。两家主要打车软件立足价格这一市场产品竞争杀器，在优惠消费者这一关键点上，紧咬不放，锱铢必较地较劲，比如请全国人民打车，一家每一车次宣称要随机优惠12—20元，另一家马上就以“我们比对方多1元”加以反击；更有软件推出1元优惠租车业务。此举被视为“烧钱”，而如此白热化，从而惹是生非，如出头鸟招来枪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有人指责打车软件的价格战涉嫌不正当竞争。有报道称大战“后遗症”频出，司机变相挑客拒载，服务质量下降，网络支付困难等。还有乘客吐槽，的士司机甚至在载客途中因接到大单而悍然中止服务；也有乘客抱怨，用了软件后的士比以前更难打到……诸如此类，看起来可谓一派乱象。于是，呼吁监管规范的声音渐起，交管部门也发声，称打车软件“不能颠覆行业秩序”，完全是公权力卖萌后准备登场的节奏。

然而，只要稍微冷静，稍具常识，稍加思考，就不难明白，针对打车软件激烈竞争的多数指责，只是看似有根有据，实则不够公正，缺乏逻辑，毫无说服力。一则，但凡搭乘过的士的人都应该清楚，拒载、挑客这些出租车服务中常见的弊端，乃是打车软件诞生之前就存在的痼疾，或许因打车软件的出现而凸显一时，但不能就此归咎于这一新生事物，批评的板子要打在此前的市场管理者身上，相反，现在倒是可以寄望随着打车软件的出现及其市场竞争的深入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二则，打车软件之间激烈竞争，会导致的士更不好打的结论，基本不可信。这得靠逻辑和数据证明，不能通过感觉和吐槽定论—以前车更好打，顶多是个别现象，加以普遍化如此随意咬定，也太看低的士乘客的智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