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大金融2014年2月刊

  　——中国新一轮移民潮背后

　　文 | 本刊编辑部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

　　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是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

　　中产阶级在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次移民潮会将中国新近获得的财富带往海外。

　　“1835 73rd Ave NE， Medina，WA98039”，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地址，居住的是全球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与他的家人。这幢建造长达七年，造价6000万美元，位于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豪宅，依山面湖，俨然已成为除白宫之外，美国最受瞩目的宅邸。

　　然而现在，盖茨的邻居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胡润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身家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富豪移民比例升高到64%，其中1/3的身家过亿元。而身家超过1600万美元的中国超级富豪中，半数拥有海外投资。过去一年，他们买下了超过80亿美元的美国住宅楼。最近三年，他们的数量在澳大利亚增加了8倍多，在英国增加了5倍多。而包括法国、马来西亚、“1835 73rd Ave NE， Medina，WA98039”，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地址，居住的是全球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与他的家人。这幢建造长达七年，造价6000万美元，位于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豪宅，依山面湖，俨然已成为除白宫之外，美国最受瞩目的宅邸。

　　然而现在，盖茨的邻居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胡润研究院在1月16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身家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富豪移民比例升高到64%，其中1/3的身家过亿元。而身家超过1600万美元的中国超级富豪中，半数拥有海外投资。过去一年，他们买下了超过80亿美元的美国住宅楼。最近三年，他们的数量在澳大利亚增加了8倍多，在英国增加了5倍多。而包括法国、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地，都迎来了大批中国买家。

　　与以往历次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伴随着海外置业热潮兴起，当下中国移民人员多为中高端技术人才和拥有巨额财富与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净值人群，中产阶级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将中国新近获得的巨额财富带往海外。

　　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移民潮再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彼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门刚刚打开，很多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出国团聚或移民。后来，留学生逐渐成为此次移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出国留学工作大事记》的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大陆派前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国家的留学生有6万多人，学成回国者约2万多人，其余4万余人，固然有一部分仍在学习，但是，另外一部分则选择留居当地，成为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经济学家，例如艺术家陈丹青，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等，便都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紧接着，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不久，中国又迎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移民潮。1992年以后，随着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方针的确定，再一次掀起移民热。留学生仍然是这次移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技术移民逐渐增多，投资移民开始出现，则成为其中的一个新特点。伴随一些大陆企业陆续走向国外，中资企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最后变成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尤为欢迎这两种移民，前两者允许这两种移民并可立即取得永久居留权。资料显示，1998年加拿大移民中有2万多人来自中国大陆，一年之后，1999年，这一数字便升至近3万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在移民中上升至最高比率，达到52%，这里也包括了大量的中国大陆移民。

　　这两次移民潮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国内国际背景。就国内而言，中国的发展需要走向世界，必须学习和借鉴一切先进的知识。而新移民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和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标志。从国际方面看，国际关系已趋于缓和，许多国家废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放宽了对中国公民入境的限制，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东南亚国家也相继放宽了华侨、华人与中国交往的限制。加之东南沿海早就有移民的传统，在海外有较广泛的“移民链”，这些造成了新移民的重要拉力。

　　最新一轮移民潮，则发生在最近两年。这一次移民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最富裕的人群成为主力，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著名艺人巩俐、李连杰等是不是中国国籍，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虽然富裕人群移民海外的目的种种，不过，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并不为他们常提及的一个原因：投资机会。伴随“中国制造”在世界舆论中不知不觉让位于“中国购买”，国内资金对海外房产的投资热情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约有50%的高资产人士表示，将逐步撤回国内房地产市场上的资金而转向海外。

　　北京的张先生2013年刚刚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购买两套房产。他曾在2001年前后以每平方米3000~4000元的价格，贷款在北京买下4套房产，又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将其中3套变现，售出价格与买进成本高了8~10倍。此后，张先生依旧在房市里进进出出，但收益率已远不如前。去年，恰好赶上大儿子在洛杉矶定居。张先生综合考虑，觉得洛杉矶的房子性价比高，投资潜力可期，于是在赞助孩子购买房子后，本人连续买入两套。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置业的老苏是一位专业投资者，2011年初，他看中了墨尔本繁华地带的一套房子，彼时价格折合人民币200万元。“有了房子既解决了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住宿问题，也实现了资产保值增值。”老苏说。

　　万亿财富出海

　　世邦魏理仕研究报告认为，未来可能有1.1万亿元人民币投向海外房地产市场，相当于近20万个净资产600万元的高净值家庭离开中国。

　　这其中，有个人投资者，当然也有大批以商业为投资理由的民营企业家。

　　2013年12月20日，中国富豪郝琳正式购买一座法国葡萄酒庄后，庄园主人邀请郝琳及其儿子、翻译共同登上直升机，从空中欣赏酒庄，不料飞机意外坠毁。这场灾难事件的背后，是2009年至2012年间，在波尔多地区，由中国投资者拥有的葡萄酒庄数量从两个迅速上涨到50个左右。包括赵薇、姚明等名人都在海外拥有酒庄，这些商业行为细分析下去就会发现，他们在国内赚钱，但财富却在源源不断合理合法地流向国外。

　　当这些人选择在海外进入资产配置之时，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财富转移。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过去两年的调研，中国高净值人士（定义为不包括自住房产的可投资资产超过600 万元以上的人士）拥有33万亿元资产，已经转移了约2.8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转移的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房产、债券和股票，实业投资仅占14%。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在明显加快，两三年内预计将翻番。

　　更需要关注的是，资产在300万～600万元的入门级高净值客户也在加速转移资产。他们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在2011年几乎为零，2012年却增长到26%。资产在600万～5000万元的群体这一比例则从11%增长到24%。

　　从使用离岸金融并转移资产的渗透率来看，广东和四川等地区的渗透率超过40%，显著高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

　　在转移资产的渠道方面，高净值人士主要借助于国外金融机构投资（约26%）和国内中介机构（约22%）的方式，其他主要渠道包括国内金融机构（约17%）和家庭成员移民（约13%）等。

　　中国富人之所以选择外资投行，其实正是看中外资投行丰富的海外平台。而外资私人银行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客户的隐私性，它们几乎很少公布业绩，这使得国内有“外逃”想法的富人们有了保护层。

　　转移资产的另一重要渠道就是所谓的国内中介机构——即地下钱庄。

　　作为金融服务的非法中介机构，富豪们可以随时将规模不等的人民币资产交给地下钱庄并支付相关“手续费”（从万分之三到百分之几不等），而地下钱庄则可以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对应外汇打入富豪的境外账户。

　　对于转移财富而言，地下钱庄手续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的监管。通常情况下，富豪通过地下钱庄兑换或者转款，短时间就可完成一单，一个较大的地下钱庄每日资金流水多达上千万元也并不稀奇。

　　本质是“趋利”

　　移民的动机本质上是在一定条件下做出的“趋利”选择。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是当今世界人口迁移流动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中国面对巨大的移民“逆差”。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主编、中国国际人才研究资深专家王辉耀博士认为，中国海外投资移民潜在人群逐步扩大，预计未来中国的海外移民人数还会持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中介机构对投资移民项目的宣传，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参与投资移民，选择投资移民的一般都来自私营企业老板，个体经营者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中产阶级，构成了整个中国海外投资移民的大军，这种趋势将有增无减。根据近两年的申请情况看，律师、医生等职业的人员申请越来越多。

　　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大量国人移民？表面上看，可以归结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内房地产投资收益“暴利”时代的终结。

　　可以预见的是，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肯定破“6”。自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36%。这对于出国留学和旅游购物的人来说，人民币更值钱了。但更多没出国的中国人，没有这种“赚”了的感受，体会到的却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与此同时，不断加码的房地产调控，让大量高净值人群“有购房需求却无购房资格”，而人民币升值使得手中有沉淀资金的人们希望通过海外置业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另外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可能受到个人投资者的影响，或者希望这些高净值人群到了海外，也能像国内一样继续成为自己的客户，或者对国内房地产发展信心趋弱，以房企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也已开始转战海外。

　　2013年12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内高朋满座，SOHO中国联席总裁张欣在为来宾讲述其购入美国曼哈顿通用大厦的投资经验，这场由当时即将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牵线组织的房地产论坛，吸引了包括华远地产(600743,股吧)董事长任志强、鑫苑置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内的100多位企业家和名人。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华人来美国投资房产。

　　这场论坛的余音未消，2013年12月18日，中国民营企业复星国际就以7.25亿美元收购位于曼哈顿下城的60层写字楼——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这是2013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交易之一。作为洛克菲勒家族两栋地标性建筑之一，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由大卫·洛克菲勒本人亲自选址兴建。该广场自1961年竣工以来，从未转手，一直为摩根大通所用。

　　对此，仲量联行亚太区国际资本集团总监Alistair Meadows 表示，2013年中国企业逐渐在全球房地产市场，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增加投资，且资本输出势头强劲，其中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保险（放心保）公司、开发商以及个人投资者。截至2013年底，中国买家在境外商业地产以及住宅开发项目的投资额超过100亿美元，较2012年增幅超过30%，“这是一种长期的结构型转变。”

　　但是，上述原因至多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层次、更主要的原因大多还是与制度治理相关。

　　首先，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质量、幸福感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环境污染问题和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挑战，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让很多新富阶层感叹国内生活缺少安全感，也缺少幸福感。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医疗、养老、环境方面的成熟制度，能够给人以稳定预期。

　　其次，中国的创新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中国，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艰苦，缺少金融支持和人才支撑。这样的工作环境，难以留住有理想、有抱负的科学人才、技术人才、优秀学者和企业家。另外，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目前国内投资渠道比较单一，通过投资移民海外可以使财产保值或增值，面对国内的投资机会减少以及资本市场的管制较严局面，将资本进行境外投资也是许多国家企业家经常性的行为。

　　第三，子女教育问题是很多人移民的动因之一。根据2011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全球大学排行榜，世界排名前500的大学中，美国有103所，英国有52所，德国有42所，澳大利亚有21所，加拿大有21所，作为人口大国竞争更加激烈的中国仅有12所。教育质量的差距只是中国教育“看得到”的硬伤，管理行政化、缺乏竞争机制、缺乏创新人才的培育机制等等，或许才是中国教育为大家非议的“靶心”所在。

　　第四，还有一些人移民海外是为了谋求一个国际身份和国际旅行的方便。中国的旅行证件极不方便也是很多人移民的原因。中国公民虽然申请护照已经与国际接轨，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但是出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申请签证，只有一二十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免签，发达国家一个也没有，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这可以说也是造成移民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

　　寻找未来洼地

　　2008年后，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深刻和全面的。世界各国的国际移民政策也因此做了调整，对各国国际移民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为了保障本国国民的就业率，都收紧了国际劳工或者技术移民的签证。但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欧美各国都放宽了投资移民的签证限制。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地产运营研究所所长蔡为民(博客,微博)提醒，部分海外不动产确实存在抄底空间与分散风险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其前途一片大好、足可掉以轻心，从而忽视其中可能存在导致套牢事小、触法事大的隐藏性风险，购买前需详加考察。

　　此外，欧洲各国推出的购房移民政策在投资金额、工作限制、签证、子女教育福利和居留权等方面的细则条件各有不同。

　　除去汇率风险外，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是购房附带的“永久居住权”不等于绿卡，想通过购买房产实现移民的一定要先弄清对象国的具体政策，以美国为例，投资移民和海外购房没有必然联系，外籍人士可以在美国投资买住宅，但不能借此要求加入美国国籍。

　　其次是养房成本较高。国外的物业,除购买时需要一次性支付较高税费,每年还有不低的物业费和房产税,有的国家转让税费更是高得令人咋舌。

　　最后是信息不对称加大了投资风险，由于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签订合同后，有时候才发现房产的产权不清晰、房产欠有债务等问题，甚至有信誉不佳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还会扣押国内买主的定金，甚至卷走客户资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因此，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置业移民还需擦亮眼睛。

　　尽管海外置业存在诸多风险，但也难挡中国投资者的逐利心态，在欧洲市场尝到“甜头”后，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投资“洼地”，日本可能会成为其目标。

　　在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后，沉寂多年的日本房地产市场在去年开始变得活跃，而它也必将成为2014年中国富豪重点关注的市场之一。

　　移民逆差局面待变

　　可以预见，新一轮移民潮，可以看作是中国正在面临着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挑战的一种表现。在社会交流沟通手段高度发达以及世界市场一体化加速的今天，既然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不可能短时间内无法消除，而追求更加稳定、舒适、丰富的生活又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可以预料，在中国完成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一段时期内，人才和财富大量移民“流往”海外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也将继续面临资产和人才的双重流失。

　　在王辉耀看来，既然这一趋势难以改变，那么，改变国际人才流动只出不进的局面可能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加拿大每移民一个人去美国，就从其他国家吸引四个移民来补充。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也曾说，中国和美国竞争的差别在于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而美国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

　　因此，过去30年，中国在消除货物贸易流动的壁垒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30年，中国还需尽快消除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真正成为世界人才强国。

　　中国不但需要尽快出台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还需要建立中国的移民局。另外，亦需要进一步放宽中国绿卡的申请门槛和范围。一个比较数字让人深思：中国过去8年一共发放了近5000张绿卡，而美国去年一年就发放100多万张绿卡，其中8万多张绿卡是发给中国人的。

　　伴随“中国制造”在不知不觉让位于“中国购买”，国内资金对海外房产的投资热情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

　　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是当今世界人口迁移的基本趋势。因此，中国正在面对巨大的移民“逆差”。

　　中国需要尽快出台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甚至建立移民局，还要进一步放宽中国绿卡的申请门槛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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