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李燕凌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农业、农村和农民,特别是农村公共管理问题,更是他数年来不断深入“挖掘”的重点领域。他敏锐地捕捉到养殖户和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对“基层动物防疫能力建设”的迫切需求,于是将社会密切关注的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纳入研究视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围绕“动物疫情防控”及“应急管理措施”进行着探索。
让非常态事件“有章可循”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年报告指出,最近十年来,人类新增疾病的70%来源于动物疫病传染。然而,人们对于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演化机理却知之甚少,且应对这类公共危机的举措效果也有限,暴露出我们在动物疫病防控、动物疫病传染应急处置、公共危机社会控制等多方面的不足。
李燕凌告诉记者,近年来,诸如疯牛病、HN系列禽流感等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畜牧业产业发展、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举例说,“黄浦江浮猪”事件,便是由一般动物死亡引发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尽管事件发生后,居民对饮水和肉食质量并未产生过度恐慌,但人们对死猪数量到底有多少、养殖户处理死猪的方式及政府监管举措等还存有疑虑,再加上政府针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缺乏严格的传媒规范,使得该事件在国内外部分媒体的报道下快速放大扩散,短期内迅速引发社会广泛热议,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虽然"黄浦江浮猪"事件并不属于突发性动物疫情,但事关老百姓的饮食及健康。由此及彼,我们应充分意识到探索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演化机理,研究建立以控制疫情和化解危机为最终目标的应急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性。”李燕凌表示,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属于危机管理的一种类型,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紧急性等特点。如何让这类非常态事件“有章可循”,实现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突破,是他和课题组的使命所在。
充分调研才能“对症下药”
鉴于我国目前关于“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演化机理及应急公共政策研究”文献不多、相关学术理论也不甚成熟的情况,李燕凌先从实际调研着手,全面了解我国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李燕凌和他的科研团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赶赴浙江、上海、湖南、广东、贵州、广西、新疆、陕西等11省(市、区)的30多个县(区),与上千名农户、企业主、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交流访谈,围绕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养殖户行为决策模式,社会群体对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市场供求平衡的心理反应,地方政府应对行为决策模式及其效果等内容开展实地调研,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基础数据库,以及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案例专项数据库。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存在着基层防控体系脆弱、科技防控能力不强、粗放式经营与环境污染、小规模经营与混区饲养、防控薄弱区疫病传播威胁较大、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滞后六大突出问题。”李燕凌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燕凌和他的团队先后向中央农办提交了相关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均得到中央农办领导肯定性批示。其中《建议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进行重大改革》政策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农业部于2013年9月在全国19个省212个县开展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改革试点,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则首次正式提出“支持开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辛苦却欣慰
其实早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李燕凌就已经开始关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方面的研究。现如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是他十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晶。
“做学问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李燕凌向记者表示,“相对来说,自然科学研究有着较为显性的标志性成果,可观、可感、可计量,而社会科学成果是思想的火花,需要转化为社会行动并经过长时期的检验方能被真正认可。所以,更需要研究者耐住性子,沉下身去调查,沉下心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