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能源产业大有可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能源视点之二

    4月13日，家住新疆乌鲁木齐的李果和亲朋好友一起驱车前往伊犁市新源县吐尔根乡，参加一年一度的吐尔根杏花节。

    2005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后，李果便来到新疆，进入石油系统工作。原本只想把这份工作当作日后回北京的跳板，可成家前，李果因工作单位的原因回不去；后来，等有机会离开了，他却成家立业了；再后来，儿子也出世了。看着自己的小家庭日渐完整，李果觉得在新疆生活也挺好。

    李果说，离开北京并非他的初衷，尽管现在看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他并不觉得在新疆能获得比在北京或其他东部城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河南郑州出生、长大，而后在北京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现在在乌鲁木齐生活的李果，对于东西部差异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新疆的确挣得少，但生活悠闲。”尽管如此，李果说，新疆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却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就拿我的工作来说，我在这个单位工作近10年了，但我依然觉得上升空间非常有限。所以，未来西部想达到东部现在的水平，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现实的。”李果坦言。

    的确，西部大开发已进入第15年，但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无明显缩小趋势。对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单列“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一章，要求其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壮大现代产业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李佐军认为，从东中西部的资源禀赋来看，我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具有能源资源的比较优势。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以及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引导下，包括新能源在内的能源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无疑将成为未来西部地区的一大新经济增长点。

    然而，创新驱动意味着需要大量知识技能型人才予以支撑，而人才流失恰恰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与李果起初把新疆当作事业跳板的想法类似，许多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来到西部又离开西部，甚至许多生长在西部的人通过升学、务工等途径进入东部城市后，也不想再回到西部了。

    李佐军指出，西部地区尤其是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往往区位条件较差，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发展的配套环境不成熟，导致人口聚集度不高，市场需求较小。地理环境上“先天不足”，“后天弥补”又没补到位，自然造成西部地区缺乏吸引人才的应有“魅力”。这一问题已经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西部能源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精尖”产业优化升级。

    “要避免西部继续成为东部发展的初级市场，下一步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将人才、技术、资本等支撑能源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要素条件集中在西部。二是制度建设。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分配不甚合理，缺乏公平性。例如，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被长期人为压低，导致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化的能源资源供应者，并未获得市场经济制度下应获得的收益。”李佐军说。

    多年来，西部卖出去的是原材料，买回来的却是工业制成品或半成品，致使东西部经济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明显，西部经济也无力形成能与东部匹敌的竞争优势。

    对此，李果深有体会。来到新疆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追随”他，把经营多年的石蜡生意拓展到新疆。2006年，李果的父亲刚进入新疆市场时，当地企业采购的石蜡几乎全部来自当地化工市场。这些经销商大都是二级经销商，也就是说他们的货源多来自东部地区的一级经销商。而李果的父亲就是一级经销商，在新疆市场的竞争优势不言而喻。如今，李果的“家族产业”已成为新疆石蜡市场上的主要经销商之一。

    李佐军建议，要解决作为廉价能源供应者的中西部地区，与廉价能源受益者的东部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与此同时，必须理顺中央政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国有企业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利益分配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来保障西部发展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应有的权益。如此，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据测算，新型城镇化将拉动全国新增能源消费近5亿吨标准煤。若西部地区能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驶入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我们或将见证西部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能源在工业革命中占据非常关键的基础性地位，人类文明已经历的两次工业革命均以主导能源的变迁为标志。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其突出表现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及新能源技术。

    “我国要想站在此次工业革命大潮的潮头，就必须抢占技术制高点，大力推进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突破创新，促进能源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这也与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不谋而合。可以说，在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支撑下，能源产业仍大有可为。”李佐军说。

    数说城镇化与能源

    ◆0.96

    我国城镇化率与一次能源消费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6，接近完全相关，可以看出城镇化建设对能源消费的巨大动能。粗放型为主的工业生产，使国家对能源需求的依赖程度较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下，集约、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将逐渐取代传统模式。

    ◆95%

    建筑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大户。目前，我国95%以上的既有建筑是高耗能建筑。以供热为例，我国集中供热的一次能源消耗为每平方米20千克标准煤，高出同纬度甚至更高纬度欧洲国家一倍，而且欧洲国家的集中供热能耗还覆盖了夏日制冷和四季生活热水供应。

    ◆56.1%

    受制于户籍制度，城乡人口流动性不够充分。据统计，我国人口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型城市数量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的56.1%，远高于世界不到40%的水平线；而人口在100万至1000万的大型城市数量太少；北上广这类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型城市又聚集了过多资源，导致城市发展不堪重负。

    城市集聚程度较低，意味着能源品、资金和政策调配的成本较高。小城市过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的资源利用率无法达到最优。

    研究发现，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其对于能源消费的意愿有所淡化，在能源消费依旧维持高需求的水平线上，反映出国家整体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升。

    【解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计划在未来6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市人均能源消费为农村人均能源消费的1.4倍。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相当于8000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费量。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率由2013年53.7%提高到2020年60%，将拉动全国新增近5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费。

    从目前国际能源供需状况看，发达国家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变化不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迅速膨胀，全球资源供需矛盾和碳排放权争夺激烈。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能源所副所长腾运认为，当前我国面临较大能源安全压力，尤其是约75%石油进口途经马六甲海峡，受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因素影响较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建议，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必须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制约的观念，把抑制不合理需求提升到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应强化节能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把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长期战略要点。

    科技引领新型城镇化

    ■丁明磊 陈宝明 吴家喜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2001年至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7.66%提高到53.7%，年均提高1.24%，远高于1978年至2000 年0.86%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改革开放之前0.28%的平均水平。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科技的有效支撑和引领，如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审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居环境、城镇住区、水系统循环、节约能源、大城市交通、土地合理利用、防灾减灾及新城镇规划体系等，是一批急需在原有水平上做重大突破的科技问题。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三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知识、智力和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大对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数字内容、信息服务及文化创意等技术支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实现总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并重的产业供给，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

    加强城镇发展的科学规划和动态监测。加快城镇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提高城镇的综合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基于感知网、智能化技术的网络体系，提高城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构建宜居城镇。加强能源高效转化、建筑节能与节能新材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应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智能交通等技术，实施食品安全科技工程、国民健康科技工程等，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科技工作需要在“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把握好一系列战略定位，形成一整套战略引导体系和支撑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长效作用机制与模式。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转变、资源配置整合、生产力布局优化、人口大量转移、利益关系调整及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其问题的复杂性和涉及的广泛性决定工作的综合性，必须要通过系统性措施探索解决。科技工作需要在其中把握好一系列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科技创新支撑引导城镇化发展还远远不够，城镇化建设的“科技含量”偏低，仍面临着许多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如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对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缺乏规划; 标准建设滞后，强制性规范少，科技发挥作用的渠道不通畅; 科技产业化应用示范工程等推进力度不够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克服。

    （作者丁明磊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宝明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吴家喜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