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调查中发现，在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下，以河南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确取得了不小成绩，普遍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但由于城市就业收入更高，农业不能产生更多的货币收入，农村的能人精英大都用脚投票，到城里经商打工挣钱去了，剩下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农村的生产生活虽然有所改善，却难有更大发展空间。

　　“地还是值得照顾”

　　安全和土壤污染问题，在这里也时有发生。几年前，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袁楼村农民李建亭想在本村1000多亩花生地推广“无公害农业”，但村民们疑虑重重：“花生棵长不大咋办？结得少了咋办？将来拿出去卖给谁？你说你是‘无公害’，人家就相信了？”李建亭让儿子包了十来亩地搞试验，不打药，不上化肥，结果还真是长得赖：别人一亩地能收600~1000斤花生，他儿子一亩地只收100~200斤，想卖高价也卖不出去，因为人们不相信那真是“绿色花生”。

　　袁楼村的老人们说，过去治虫，是早上趁着有露水，把草木灰洒到花生地，现在是往地里打杀虫剂。“现在种这庄稼，种着种着，咱自己就把自己害了……”今年60岁的李建亭叹息。

　　难走的集体合作之路

　　河南曾涌现过很多“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典型，如漯河南街村、新乡七里营刘庄、濮阳市西辛庄等，它们都曾靠发展集体经济，迅速积累集体资产，引领村民富裕起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

　　但集体经济到底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集体经济要想搞得好，首先需要一个“德才兼备”的带头人。所谓“德”，指其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集体利益着想；所谓“才”，是他有高超的市场运作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假如没有这两个条件，集体经济必死无疑。

　　问题是这种人如何产生？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有市场运作能力的人大都自己谋发展去了，完全不为自己，专为集体经济谋发展的人毕竟是少数。

　　其次，集体经济的领导班子成员，还必须都要有集体主义精神，不然他们迟早也会散伙。

　　曹锦清认为，从理论上讲，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难以兼容，因此，虽然集体经济以星星点点的状态存在还是可能的，但总体推进很难。

　　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从行政领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进程并不顺利。一些村的两委成员逐渐兼职化，或在外办企业，承包公路修建、乡村桥井建设等工程。

　　近年来，像温铁军、何慧丽等一批热血知识分子，去农村寻找农民的合作化之路，力求改变农民分散、软弱的状态。但黄河岸边的农民们经济合作欠缺，合作意识、合作文化更欠缺。此外，希望合作的农民，首先会面临合作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因此很难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力量。

　　某些金融专家期望“将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的农民自己的股份合作金融组织，将资金资本化”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民间高利贷倒是在一些农村盛行起来。

　　也有的合作社处于变相和变异的境地。在河南某县，现有农民经济合作社300多家，大部分是在《合作社法》出台后成立的，因为合作社可以享受免税等多项优惠政策，这些名义上的“合作社”实际就是公司，社员其实是公司职工。它们的办公环境很漂亮，规章健全，有专业会计，需要什么报表都能做出来，很受政府欢迎，实际上却不会给农民分红，只是填个表而已。

　　招商引资是与非

　　在压力型体制、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以工业化为重，以招商引资为重。

　　河南一些传统农业大县，一般经济都较落后，招商引资是最直接促进发展、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方法。这里的县乡经济想发展起来，没有招商引资不可能；不招商引资，有的县乡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没有。因此，地方政府是发展地方工业化的招商引资的主体力量，而对于农民合作、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恢复和重建已遭体系性破坏的农村环境等关键性问题或漠视，或应付。

　　而在工业增长乏力且收益缓慢的情况下，因为农地非农化产生极大的级差地租，土地成为各方争夺的核心资产，土地纠纷也成为农村众多矛盾的核心。一些地方的“并村运动”本质是为了获取农民的土地。一些招商引资项目只圈地不建厂。

　　“对于招商引资的主流要肯定。”开封市副市长王载飞说，“招商引资就是开放，一个地方要开放，要崛起，国家也是鼓励的。但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竞相压低门槛，提很多优惠条件，造成农村污染问题等等，这也不能完全怪基层……这些问题中央层面都意识到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正在采取措施扭转。”

　　在“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中央新政策激发下，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河南省也开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巨大空间大力想象乃至行动。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有关官员估算，按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实现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通过对农村宅基地的复耕，可腾出超过5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站在这种估算背后的，显然是大量的失地农民。

　　2013年12月25日，河南省委通过的《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称：“一些地方在新型农村社区探索实践中偏离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出现新村搬不进、旧村拆迁复垦难、财政债务负担重、运转难持续等问题。”

　　“三农”问题学者何慧丽颇感慨地表示：“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由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环境的成本破坏性之大，须高度警惕。这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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