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

　　《中国投资》：正如您所说，城镇化进行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入城市，那么乡村的未来应是怎样的？您认为的城乡一体化是怎样的？

　　温铁军：城镇化，也叫去城市化；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排斥农业，现在各个城市搞得所谓小区建设，用统一的草皮和行道树，这都是反生态的。需知，转型城镇在欧洲是市民共同把草皮改成菜园，把绿化树改成果树。尽可能缩短自己的食物足迹，以实现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而这些西方兴起的转型城镇在我们中国人这本来就存在。过去，各地把原来的生态多样性改成单一性，这是反生态的，但这类标准化集约化的做法却符合工业文明内生的规模化要求。

　　其实，城镇化进程中最需要的是农业三产化创新，只要结合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市场对农业就会有新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消费要强调安全性、参与性和个性化。

　　什么叫新型城镇化，怎样实现城乡一体化，市民为什么会下乡？一方面，有余钱的打工者要回乡创业，他们这些年早就被统计年鉴定性为市民了。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市民自觉下乡创业了，今后市民搞农业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现在欧洲农业60%以上的农场是“市民农场”，很多人讲欧洲农民如何，我讲对不起，欧洲的农民早就变性了，变成市民经营农场。所以欧盟的农业保护才是非贸易壁垒远大于贸易壁垒，如果认真研究欧洲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你会看到大量对欧洲的农产品贸易失败于非贸易壁垒，某种程度上，欧盟社会绿色壁垒是最为严重的。也是因为60%以上的农业主体是市民，要求的是安全，是生态环保，因此市民为主体的农业经营者，不仅仅跟你讲价格如何，或者市场份额等等，它更多讲的是绿色、环保、安全，因此它的环境社会壁垒都转化成食品安全化影成本。

　　类似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就不多举了。

　　我最近的看法：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乡村休闲旅游快速增长。哪儿最能吸引他们，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要求是休闲农业和“三慢”结合，慢城、慢食、慢生活。要求的农业必须多样化才具有体验功能，在多样化农业中内生的这种体验功能之中他们希望表现个性化特质。

　　如果想贯彻城乡统筹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以现行体制看，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借助城镇化推进一体化，那就得引导市民下乡，既要引导农民在城镇创业，引导有余钱的市民到农村创业，又要引导农业进城。如果这些能做到，城乡一体化就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所体现。

　　去工业化趋势

　　《中国投资》：很多地方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城镇化，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温铁军：现在很多官员都在提以产业促进城镇化，这包括各个地方延续“单纯追求GDP”时期的亲资本政策。其实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产业资本过剩。由此虽然造成这两个时代的差别，但某种程度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延续着上世纪90年代造成产业过剩时期的路径依赖，所以很多地方一提城镇化，立刻就说要产业引领才能实现城镇化，其实仍然带有工业文明时代在亲资本的制度遗留问题。

　　中国沿海已经初步表露出去工业化的趋势。却很少有人看到这个趋势。

　　如果做一点统计，会发现沿海有的省份至今仍然80%的投资来源于港台，都是对外接单，在珠三角一带搞加工。需知，这些无根投资是最容易跑的，在当地没有形成产业结构，近年来这些无根投资已经开始大规模向越南、柬埔寨，甚至往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国家转移。搞三来一补的企业遭遇到投资的流失，已经带动了沿海地区的去工业化趋势。而在一般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地区，比如浙南，已经出现产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甚至入不敷出。再看内地，有些地方的开发区效果并不好，不仅收益在微笑曲线的底端，而且相当多沿海流入的企业本来就是冲着圈地套现来的，他们在沿海已经严重不景气了，就向内地转移，假借投资办企业的名义，圈地到银行套取现金之后“老板跑路”。所以，内地现在的开发区很多企业其实已经设备闲置了。能够维持住生产的，大约只剩下1/3了。

　　这些案例表明，现在各地政府仍然沿着一百多年来工业文明的思路，强调产业引领的城镇化；这显然需要调整。

　　回归生态文明

　　《中国投资》：这样经济结构下的城镇化，出路是生态文明？

　　温铁军：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人类过去不够自觉(或者说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自觉自己可以超然于自然)，现在教训惨痛不得不回归到生态文明时代。那么，要自觉认为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才能回归自然。

　　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工业化集中的城市化，本质上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我们近代的城市化，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集中所客观需求的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我刚才讲到从“九五”时期各级政府就都讲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也是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就是规模化、集约化，还得推行标准化。当然，城市最适合这套；而农村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本来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是最不适应工业化要求的，当我们强行把农业也搞成工业化的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周期危机爆发，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而城市危机只要能向三农转嫁，就在城市实现软着陆，如果不能向三农转嫁，就在城里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就是调整或是改革。

　　这次城镇化之所以说不同于工业化时代，就是中央在文件中特别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它得呼应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发展战略创新。

　　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中国三千多个县市区下辖的乡镇，我们一共是一万个乡镇，60万个行政村、300万左右的自然村，下一步应该重点发展是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域范围内的中心镇，如果现在3000个县城关镇能够得到基本建设投资促进县域发展，使它成为吸纳打工者回乡创业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投资，那么城镇化就会是中国人在新世纪的增长点。

　　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三农问题中最严峻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如果要是能够通过社会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真能够国家把投资重点转到城镇化上去，让农民不至于背井离乡、农村不再衰败，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城乡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