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层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分疏。有的是处理内务的，还有的则是面向公众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服务的。这一层面上的诚信建设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好操作的，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尤其是在服务公众这一点上(如上海多年前就开展了窗口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比较明显)。大体上说，关键是两条，一条是规则的公开，一条是工作人员的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守规则的习惯的养成。(规则的制定属于决策的范围，而不是执行的范围)。因为诚实守信在现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守规则，而不是兑现个人承诺。政府的办事人员面对的都是陌生人，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承诺，有一段时间靠个人承诺来搞诚信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无论你做出了承诺还是不做承诺，职务所在的各项责任都是必须履行的。这些职责是一个人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就必须承担的。即使面对熟人的时候，最关键的也就是不徇私情，按照规则办事。但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一点不容易做到，需要教育和制度的保障。此外还有一个“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以及在此范围内的一些具体情境下的两难问题的妥善处置。许多问题会出现在这样的环节上。有的时候自由裁量权太大(如以往的动拆迁，处罚的宽严，税收的减免等等)，有的时候则是由于规则对不上号，或者是各种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处置上的难题，常常成为政务失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与执行相比，决策的不当或失信给政务诚信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也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决策是宏观层面或者说是高层的问题，其实不然，中下层也是有决策的。中层和基层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层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决策。比如高层制定的方针政策到了基层单位就是制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实施或者是落实的方案，这就是一种决策。现在中央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下放一些权力，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这样对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基层来说，自己决策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自然灾害、安全事故、以及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公关危机等等，都是需要地方政府迅速及时地做出应对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否恰当，对于政府的诚信影响重大，远比执行层面的问题重要得多。所以政务诚信的研究要把决策、尤其是决策思维方式纳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