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下滑，欧洲需要采取更完善和更具前瞻性的移徙政策，以满足未来其对劳工和技能的需求

　　来源：《投资时报》

　　文｜雷纳·芒兹 翻译｜胡琦

　　国际移徙趋势正在发生变化。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3年的统计数据，欧洲（包括俄罗斯）仍是移徙者首选的目的地；在全球2.32亿移徙者中，该地区接受了7200万，占比31%。但很快，更多的经济体将会加入到对人才和技能的争夺战中，比如中国就已经启动了寻找和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的计划，虽然目前引进的数量还相对较少。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已经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中低收入国家，导致很多传统接受国对移徙劳工及其家属的吸引力下降。另外，全球老龄化趋势也将会改变时下的一些新兴市场的人口结构。

　　对欧洲而言，短期来看，部分国家需要解决高失业率问题，另外一些国家则需要解决劳工和技能缺乏的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下滑，欧洲需要采取更完善和更具前瞻性的移徙政策。

　　此外，部分欧洲国家内部的反移徙情绪正呈上升趋势。在整个欧洲，关注该问题的民粹主义政党逐渐赢得选民青睐。2014年2月瑞士举行的全民公投表明，欧洲内部的自由迁徙已经不再受多数瑞士选民的支持。英国以及其他多个欧盟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全球移徙趋势

　　当今世界拥有大约72亿人口，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中低收入国家，生活在北半球高收入国家的不足20%。在全球人口中，约有3%（2.32亿人）为国际移徙者，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出生国之外。在这2.32亿国际移徙者中，约有71%（1.64亿人）出生在南半球的中低收入国家，29%（6300万人）出生在北半球的富裕国家。

　　就1.64亿出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移徙者而言，约有50%（8200万人）已经移徙到南半球的其他国家，另有50%移徙到了北半球的高收入国家。

　　而在6300万出生在富裕国家的国际移徙者中，约有84%（5300万人）已经移徙到了其他富裕国家，另外16%（1000万人）移徙到了中低收入国家。

　　由此来看，目前生活在北半球富裕国家的国际移徙者为1.36亿人，约占全球移徙人口总数的58%。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据，自1990年至今，国际移徙者的数量已经增加了7600万，增幅为49%。在此期间，出生在南半球、现居住在北半球的移徙者数量从4000万增加到8200万，增幅为105%，而出生在南半球、现居住在其他南半球国家的移徙者数量从5900万增加到8200万，增幅为41%。出生在北半球、现居住在其他北半球国家的移徙者从4100万增加到5400万，增幅为32%，而出生在北半球、现居住在南半球的移徙者数量从400万增加到1000万，增幅为250%。

　　虽然北半球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但在国际移徙方面，它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于出生在南半球的人（移徙比例为2.5%），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更有可能去其他国家生活（移徙比例为5.2%）。无论是从人口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来看，北半球富裕国家都是吸引国际移徙者最多的地区。在北半球富裕国家，11%的人的出生地为其他国家，而在南半球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5%。

　　欧洲（包括俄罗斯）是全球最重要的移徙目的地。在该地区接受的7200万移徙者中，有52%来自其他欧洲国家。亚洲接受了大概同等数量的移徙者，但大部分来自亚洲内部国家。北美接受了大概20%的移徙者，计约5300万人。在欧洲内部，4900万国际移徙者居住在欧盟各成员国，其中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不足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来自第三方国家。

　　全球人口趋势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年增长大约7700万人，增幅1.1%。在未来几十年里，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放缓，但人口绝对数值预计还会增长50年到7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会达到96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尤其是北半球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人口将趋于零增长，另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会出现负增长。

　　全球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每户家庭平均子女数的下降。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出生率的下降和学龄前及学龄儿童数量的减少，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萎缩。

　　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国内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未来10年，欧洲也将会面对同样趋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预计会在2020年后出现下降，拉丁美洲地区国家会更晚一些，预计会从2045年开始。其间，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

　　目前，日本和西欧国家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其次是北美国家、澳大利亚、中欧国家和俄罗斯。但很快，这种老龄化趋势就会蔓延到时下的新兴市场，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专家普遍认为，这种趋势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日本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可能会加大各国对移徙劳工和技能的需求。

　　未来的国际移徙

　　对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移徙和流动性来说，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和技能争夺战将会更加激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寻找和引进国外的高层次人才，比如中国。此外，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半熟练劳工和普通劳工的需求也可能会上升，从而将它从一个移徙者输出国转变成为一个接受国。届时，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国家将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同它进行劳工和技能的争夺战。

　　经济增长已经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中低收入国家。如果这种转变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南北半球国家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进而影响未来的国际移徙模式。

　　对本世纪头10年的实证分析显示，平均而言，只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900美元的国家才会出现净输出现象。随着很多中低收入国家GNI的增长，这些先前的移徙者输出国将会转变为目的地国。

　　人均GNI超过1.5万美元的国家通常为净接受国。不过，北半球很多移徙者接受国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有的国家甚至陷入衰退，而失业率也超过历史平均水平。这样一来，它们对移徙劳工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而这也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移徙流向。

　　在很多移徙者输出国，随着首都城市和其他都市群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内流动开始取代国际移徙。通常而言，这与国内人口增长下降、工业化进程加速和都市服务部门的快速发展有关。这种国内流动对国际移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墨西哥和土耳其分别是美国和欧盟最主要的移徙者来源地，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两国迅速发展的都市群使得国内流动逐步取代国际移徙。

　　同样，包括安哥拉、巴西、智利、象牙海岸、马来西亚和南非在内的多个新兴经济体正在吸引来自邻国的移徙者，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的地区性选项。不过，在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很多中低收入国家，青年人口的数量仍会增长，而失业率也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对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移徙到周边国家或其他海外目的地仍是福利增进的重要选项。

　　移徙对福利与发展的影响

　　对很多人来说，国际移徙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权，同时也得到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北半球的跨国移徙或南半球向北半球的移徙大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国际移徙和国内流动也就成为提高福利和获得发展机遇的快捷方式。由于移徙者的收入通常会汇回本国，所以移徙对提升移徙者输出国的生活水平也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这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次优选项，因为汇款只会提升那些有国外亲属的家庭的购买力，而这并不足以引发当地投资或创造工作岗位。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移徙劳工的国际汇款总额为5490亿美元。在这些汇款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约为4140亿美元，相当于富裕国家海外援助金额的2.5倍。

　　在2012年，接受汇款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印度（710亿美元）、中国（600亿美元）、菲律宾（260亿美元）、墨西哥（220亿美元）和尼日利亚（210亿美元）。其他主要的汇款接受国还包括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越南和乌克兰。

　　在欧洲内部，对一些GDP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劳工汇款同样重要，比如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摩尔多瓦等。

　　国际移徙不仅会为移徙者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且他们的汇款还可以起到减少贫困、促进教育、改善健康服务和提升食品安全的作用。

　　此外，假以时日，移徙者还会成为原籍国的变革推动者：创造贸易关系、带来新的技术、在本国投资或在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高收入国家对移徙劳工和技能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来，国际移徙的福利增进效应也就会更加明显。

　　不过，国际移徙也会带来很多消极面，比如移徙者会受个人剥削或遭到结构性歧视。个人剥削者可能是雇主、中介或人口走私者。在进行国际汇款时，移徙者可能会被收取高额佣金。结构性歧视与目的地国的劳动法以及雇主的招聘和晋升惯例有关。此外，在特定条件下，新来的移徙者还会对目的地国的普通劳动造成冲击，但总体而言，在推动接受国经济增长方面，他们所发挥的主要还是积极作用。

　　人口的国内流动会导致人才从乡村外围地区流向都市中心地区。同样，国际移徙会导致人才从低收入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这会对人才输出国家及地区的经济产出和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目的地国家劳动市场上存在的移徙者歧视也会导致人才浪费。

　　就这些风险而言，一部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和回移来解决，而另一部分则只能通过设定并强制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工招聘标准等措施来解决。

　　欧洲就业挑战

　　未来几十年不断变化的经济和人口现实将会对欧洲的就业和移徙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就目前欧洲的情况来看，一部分国家面临高失业率问题，而另一部分国家则面临劳工和技能缺乏的问题。短期来看，欧盟国家应鼓励和加强各国移徙人口的流动，实现欧盟内部劳工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下滑，欧洲国家需要采取更完善和更具前瞻性的移徙政策。

　　对欧盟来说，未来要解决劳工和技能的错配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从欧盟之外的第三方国家吸引更多的国际移徙者，以及在欧盟国家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移徙。此外，老龄化人口日趋严重的欧盟成员国还应该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护国内的劳动力能力，比如延迟退休年龄和增加女性劳动人口数量等。

　　双边合作乃至欧盟层面上的合作将会降低移徙者输出国、过境国和接受国所面临的移徙风险。目前，虽然大多数移徙者输出国都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移徙政策，但欧洲的接受国却将移徙管控视为其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移徙者问题上，欧盟成员国通常采取单边政策，既不与其他接受国合作，也不与主要的输出国合作。这样一来，双边协议或人口流动伙伴关系在欧盟移徙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

　　在国际层面上，欧盟成员国代表与移徙者输出国代表鲜有交流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找到共同立场。移徙者输出国和接受国之间缺乏合作，导致移徙成本增加，而移徙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欧盟28国之间也存在着众多壁垒，比如语言技能、特定细分市场的准入限制，以及受限的社会福利保障等，而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很明显的。就欧盟来说，高失业率国家和低失业率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导致劳工和技能严重错配。此外，很多欧盟国家对国际移徙持怀疑甚至抵抗态度。

　　对欧洲来说，未来的移徙者政策应以降低移徙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为目标，同时还要缩小工资差异、消除劳工歧视，以充分发挥移徙的积极作用。更好的工作将会直接转变为高工资，并最终转变为高汇款。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针对高技能劳工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不管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何种路径，解决人口变化及劳动市场供应问题的政策都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改变固有思维，通过长期、稳定的措施来解决经济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作者系华盛顿移徙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