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日前在第三届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去年中国进口大豆5806万吨，进口的谷物7700多万吨，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来算，去年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中国人——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韩俊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不能建立在土地大量兼并，甚至是强迫农民离开土地的基础上，必须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也不能够建立在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6.37,0.11,1.76%)主要依赖进口的基础上。

　　韩俊的观点引来媒体关注，认为粮食自给跌破90%，会引发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事实上，粮食自给比例的下降，并不代表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一方面，从构成上看，2012年我国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等)进口量总计8025万吨，其中大豆进口量为5838.5万吨，占整体粮食进口量的比重达到72.8%。中国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的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不足2%。在进口份额中占大比重的大豆、玉米，主要用于榨油、工业提取、饲料用粮等消费需求，不会与主要粮食产品产生交集，因此也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的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曾表示，如果将大豆算作粮食，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0%左右，如果不算大豆，我国粮食自给率将达到97%。从保障生存的角度看，有这样的自给率完全不必引发担心。

　　另一方面，不考虑结构问题，即便中国的粮食自给比例真到90%以下，甚至更低，也不代表就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威胁。什么是粮食安全?“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就是粮食安全。那么，完全靠自给就一定能做到“手里有粮”吗?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一样需要国内国外的其他市场调剂补充。依靠外部市场，也不一定就做不到“手里有粮”。也就是说，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粮食自给率(以热量为准)为39%，如此低的粮食自给率也并未影响到日本的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实现一个国家粮食充足稳定的供给，依靠自己生产可以达到目标，依靠市场流通和贸易往来一样可以达到目标。只是，依靠自己生产是想把主动权拿在手里，依靠市场贸易却总担心处于被动地位，这或许是中国对粮食自给率十分敏感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人对粮食安全的担心，源于一个延续数千年农业国家所遭受的无数悲惨遭遇所形成的饥饿记忆——就算从明代小冰河期导致的频繁自然灾害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400年左右时间里，波及百万人、千万人的大规模灾荒饥荒几乎不下十次，饿死十万百万人的惨事让中国人对抵御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

　　因此，“手里有粮”对中国来说才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意义。联合国[微博]对粮食储备的通常标准是年消耗量的14%—17%，而中国的粮食储备，显然远高于这个数值。强调粮食自给和高储备，除了源自历史记忆之外，所担心的，还在于怕国际贸易中粮食价格受制于人、贸易中断或粮食禁运受制于人。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调配物资丰匮的最有效的手段，事实上对价格形成干预导致粮食风险增加的原因恰恰是锁闭市场，只要形成完备的国际市场环境，粮食价格就不会脱离市场规律的约束而任意变化。至于害怕中断贸易或禁运，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想要贸易封锁、禁运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中国自己干出天怒人怨反人类的事情，否则怎么可能形成周边所有国家一致封锁的状况?

　　近五六十年来，世界粮食的生产和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中国来说，新中国成立60年里，人口增长了1.5倍，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而耕地却一直在减少，原因是农业科技的进步，亩产增加了4倍。在此基础上，讨论粮食安全，自给率就不应成为影响安全的全部或主要因素，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我们应该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土地稀缺，每平方公里135人，世界平均48人，不算西藏、新疆，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在城镇化的进程里，中国人多地少，耕地和水资源缺乏的矛盾会更加突出，过于强调粮食自给，实际上是加剧了耕地等稀缺资源缺乏的矛盾。换个角度看，进口粮食就等同于进口耕地、进口水资源，通过市场贸易，解决环境约束和资源需求问题。因此，构建新的粮食安全观，应根据中国的农业比较优势，利用好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两个渠道，将一部分粮食供给问题放到国际市场去寻找解决方案。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中国的粮食种植结构和供求关系回归市场行为。

　　总之，中国粮食自给率低于90%，并不代表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的“警示点”或“临界点”。我们应该相信市场，让市场调节粮食的供求关系，形成新的粮食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