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食品工业网】在贵州赤水河畔的仁怀市茅台镇，不少中小型白酒企业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难题：融资。而在2013年前，这些企业主根本不会为这件事发愁。

    仁怀市提供的信息显示，15.03平方公里的茅台地域，成就了酱香型白酒的稀缺。截至2013年12月，全市共有注册生产销售白酒企业1497户，其中，有白酒生产许可证的291户。

    余昌富的古传酒厂就是当地291户有生产许可证的酒企之一。2013年，这家酒厂自创始以来第一次贷了款，抵押物是酒窖里的白酒，每斤白酒按15元计算价值。

    当了一辈子酿酒工人的余昌富根本不知道怎么跟银行打交道，只知道为了这笔贷款，酒厂的副总经理往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跑了很多趟。

    现在，窖里的酒抵押给了银行，贷来的钱和过去的好几百万元积蓄都换成了粮食，准备投入酿酒池中，继续酿酒。

    眼看着市场溜走了

    2013年，余昌富带着几十号工人酿出来的酒只卖出去将近一半。

    “出厂价200多元一瓶的高端酒几乎没卖出去，出厂价80元以下的低端酒勉强卖出了一些。”余昌富眼看着曾经供不应求的市场就这样溜走了，“2013年以前基本上出多少酒就能卖多少。”

    1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古传酒厂时，余昌富正为前些日子的一篇报道恼火，那篇报道中写到古传酒厂偌大的生产车间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在烤酒，今年一颗粮都未进。

    “我的工人没少，进的粮也没少。”余昌富把记者带到生产车间，指指地上堆成小丘的红高粱。他说，少的一是白酒销售量，二是每个工人的工资少了大约10%。

    余昌富分析，市场溜走的原因和政府企业厉行节约的禁令有关。他估计今年的市场可能还不如2013年，但他强调酒厂的生产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来再恢复就难了。

    每年都能卖500～600吨基酒（未经勾兑过的原浆酒）的老谢2013年一点基酒也没卖出去，原本每吨4.4万元～5万元的基酒在2013年收购商只喊价3万元出头。

    老谢不舍得贱卖自己的好酒，这样一来，500多吨的基酒大约占用了他20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老谢坦言，这是不小的压力。即使2013年有30多吨成品白酒出售，但一吨十几万元的利润也弥补不上那么大的窟窿。

    老谢估算，自己的钱和朋友的投资能基本维持酒厂今年上半年的运转，但到了下半年，如果大量流动资金不能回笼，就不得不想办法融资了。“最有可能的就是找银行贷款。”

    32岁的胡泽才的资金链最紧张。他的贵州祥康酒业公司上坪分公司里的100多个酿酒池正张着大口等待粮食，胡泽才说，2014年投入生产的钱都是向朋友借的，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生产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提醒他，还有几十号工人等着挣钱养家，“我倒了，他们怎么办？我要继续努力撑着。”胡泽才说。

    相关产业寒意浓浓

    与此同时，相关产业也感受到了寒意。

    1月9日，在茅台镇赤水河边的一块平地上，记者看到十几辆大货车停在路边。“你是买煤的吗？”27岁的强鹰璃从车里探出头，问走上前的记者，在这个小小的驾驶室里，他已经待了4天。

    强鹰璃说，自己是毕节市金沙县人，2013年以前一个月能卖10多车煤，还不用在茅台镇等买主，2013年一个月只能卖六七车，有时候要等上四五天才能卖掉。“吃饭在附近的小餐馆，晚上就睡在驾驶室里。”

    4摄氏度的天气里，强鹰璃的姑姑强凤梅蜷缩在驾驶室里，用一床毛毯包裹着双脚，她说，2013年以前，车还没到，预订的电话就打爆了。今年是车到了，停了好几天没人来问，“再这样停下去，明年不知道该咋办。”

    强鹰璃的拉煤车旁是王建标师傅拉高粱的车。半个月前王建标和朋友从山东出发，拉了5车总共200吨高粱。“到茅台镇差不多一个星期了，目前为止只卖掉40吨。”

    王建标说，过去自己很少拉高粱到仁怀来，朋友介绍说仁怀市场不错，1吨能赚400元左右，来之前也不清楚具体的市场情况。他盘算着，春节前剩下的160吨就算亏点本也要赶紧处理掉，“总不能拉着粮食再回山东吧。”

    余昌富说，2013年下半年开始，红高粱的价格1斤大约下跌了9毛钱，其他酿酒原料的价格也有所下降。

    一个买主走到王建标身边询问高粱价格和品质，王建标带着买主查看自己车上的高粱，不断介绍自己高粱的各项优点。

    “你再便宜一点。”买主说。

    “再便宜一点我真的亏多了，现在都是亏本卖给你了，你还嫌贵。”王建标解释说。

    最终，王建标和买主的这笔高粱买卖也没谈成。

    “我们不恨厉行节约的禁令”

    原本兴旺的市场哪去了？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分析跟政府、企业厉行节约的禁令有关。

    “我坚决支持这些禁令，完全不恨它。”面对禁令后一些企业遇到的问题，余昌富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他看来，禁令更积极的因素是净化社会风气，让社会朝着更积极地方向走，也让白酒少为一些不正之风承担骂名。

    酒企老板常田（化名）说，他希望这能成为政府提高行政效能的突破口，过去他盖一个公章要跑政府部门两三趟，跑环保手续去了几次都见不到人，有时迫不得已还要通过朋友关系约办事单位的领导单独沟通。

    老谢不恨禁令的原因是，这场席卷全行业的风暴给白酒高利润的“黄金十年”降了温，让酒企开始认真面对市场，反思在“黄金十年”中企业的不足。

    “过去用好酒当样品，批量发货时给质量相对差一点的酒。”

    “过去就想着高利润，一瓶酒没有50%的利润都不愿意出手。”

    “过去不认真拓展营销渠道，想着靠口口相传就能‘酒香不怕巷子深’。”

    在茅台镇做了26年白酒生意的老谢能一股脑列举出很多中小酒企面对市场时出现的问题。“禁令让这些问题一下暴露出来了，企业应该改变，过去的那种舒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