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3月20日

内容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承接商会史与行会史的脉络兴起，经近二十年之发展，论著渐趋丰富。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基于上海等地同业公会行业档案的发掘，研究议题更见深入精进。不仅同业公会宏观制度、组织、功能的研究继续得到推进，还呈现出极为鲜明地以行业和市场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即以同业公会作为透视近代行业经济与市场制度变迁的观察点。这一取向，有利于揭示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的经济特质，由此或可更进一步讨论近代政府、企业与市场运作的深层次议题，弥补原有行业史及市场史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同业公会   行业    市场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是行业组织演进中的阶段性组织形态，既承接中国本土固有之会馆、公所传统，又吸纳新兴商会之制度精神，兴盛普及于民国时期，折冲樽俎于企业市场之间，在商人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参与中身影常现。[1]1949年后，国家形态转换，同业公会-商会系统被改组为新的工商联体系，承担经济改造与政治统战之责。到1956年，改造功成，产权制度及市场体制更替，同业公会失去存在根基。转换至改革开放时代，自治性的民间同业公会（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复于市场经济浪潮中重生，并被视为评估“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自明清会馆公所、民国公会及至当代协会，无论调适改组还是成败兴衰，行业组织的“前世今生”三部曲，正体现商人和市场本身自我调控的顽强生机。

彰往察来，显微阐幽，是为学术至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行会史”与“商会史”的路径下，学界对民国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趣明显升温。沿行会史的纵向脉络，同业公会被视为传统会馆、公所的现代组织形态，其制度转型与行业治理问题倍受关注。由商会史的组织关联，同业公会作为跨行业商会的基层组织，是讨论商会团体运作及社会整合的重要议题。在2003年，笔者曾撰文归纳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学术脉络、问题领域、研究视角及存在问题。文中提出，同业公会虽取得明显进步，但仍多拘于公会组织本身，与行业经济、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研究还不够，在资料、方法与主题方面仍需拓展。[2]许多学者亦持相似看法。近年来，不仅一些商会史学者兴趣不减，还有大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专注同业公会研究，行业个案更是明显丰富，同业公会的行业与经济特质得到凸显。笔者认为，新近的同业公会研究中体现出“回归行业与市场”的趋势。[3]本篇即接续旧文，对2004年至今之同业公会研究进展作一归纳，以备参酌。

一、行业史与市场史的交汇：同业公会研究的新取向

不论是从组织关联上，还是在学术路径上，同业公会的研究都得益于行会史、商会史研究的直接推动，许多重要议题也是在相关问题域内展开。同业公会的时段延伸与组织下移，反过来亦推动行会史、商会史走向精细化。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行业档案的广泛发掘，同业公会研究在宏观制度及行业、市场层面都有所突破，成为行业经济史与市场制度史的交汇点。[4]

（1）行会史与商会史路径下的起兴

民国时期兴起的工商同业公会是传统行会（同业会馆、公所）的延续和转型，也是跨行业商会的基层组织和团体会员。这三者的学术史脉络并非一致，但颇具相关性。

相较之下，行会史起步最早。在1949年前，在华西人如玛高温(D．J．Maegowan）、马士士 (H．B．Morse)等对之有初步研究，仁井田陞、根岸佶、清水盛光等日本学者也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中国学者全汉昇对行会起源及至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有系统论述，李森堡、骆清华等则对正值发展中的同业公会实务有所讨论。不过，当时的行会研究基本未与同业公会同列，问题也缺乏交叉。到1949年后至8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行会史主要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就行会是否阻碍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争论。到1990年代，晚清民初的行会重建与转型问题成为研究重点。不少学者认为会馆、公所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面临解体和重组，而同业公会正是其组织继承者，二者间的比较研究受到关注。彭泽益、唐力行、邱澎生、王翔、彭南生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5]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不断发展的事实也吸引着学者们的眼光，一些原研究行会史的学者顺流而下，对之进行持续地学术关注。[6]行会研究与同业公会研究的对接，使近代的行业组织史趋于完整。

商会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其目的是在于以团体、阶层、群体的方式，来打破已经僵化的阶级史观。相较于资产阶级的抽象定义，商会史以“商人”视角来代替“资本家”视角，强调多维度的方式来展现商人群体的社会及经济活动。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丰富的商会档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史料支撑。商会组建本是仿效西方制度，以此沟通官商，但在晚清建立之后，就发现绕不开中国沿传已久的行会组织-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商会”一边不断吸收“旧行会”为团体会员，一边试图改造其落后性。到1918年，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推动会馆、公所改造为同业公会，商会与有力焉。正因如此，在关于商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商会与行会关系是首先面临的话题。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徐鼎新、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都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随着同业公会的普遍设立，公会也成为商会最为主要的会员形式－团体会员。在后续关于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二者往往被视为关系紧密的组织系统或组织网络。[7]在商会档案之中，同业公会的资料也极为丰富。正是基于这一史实，朱英、吴景平等学者都强调要加强同业公会研究，并直接推动关于同业公会制度、银行公会等研究主题的开展。到2000年前后，一些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也是受到商会史研究的引导和启发，选择以同业公会作为选题，为此后这一领域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

由行会史、商会史的路径而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视野还是在问题意识上，都深受影响。在这一脉络下，同业公会与行会的关系得到厘清，对商会的组织基础作用也受到重视。在与行会、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同业公会的资产阶级同业组织、行业自治组织的性质得到大多学者认同，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肯定。同时，由于商会史研究更为注重商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角色，同业公会的相应表现也受到关注。这些都是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但是，同业公会作为在民国时期普遍设立的行业组织，行业经济特性是其最重要的属性。它既具有一般商人团体的共性，也有不同的行业个性。如果单纯只从行会史和商会史的路径来“上下打量”，可能多或少“遮掩”了同业公会的特质和行业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