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业公会的内部组织研究上，朱英、陈争平、魏文享、李柏槐等都在不同程度肯定同业公会在行业整合及商人群体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21]同业公会的行业整合，表面看来是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沟通，但背后其实是市场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应莉雅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网络理论来讨论商会的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的关系，同业公会是商会网络在行业层面建构的依托点。[22]张玮认为,上海绸段业同业公会可为会员提供区分信誉的制度化渠道，但是个体间正式契约的互动完全建立和维持声誉,因此商人还借助社会身份及近关系网络是对正式契约提供互动的必要支持。[23]在此基础上，评估同业公会的集体行为及个体的社会活动，当更加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实情。在其它商人组织方面，冯筱才、朱英对商民协会及与商会关系有深入探讨。[24]樊卫国对上海的同业公会与工会、帮会关系，华商公会外商群体、消费者群体的关系分析，体现出广泛的利益关联性。[25]彭南生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研究表明，在商会之外，小商人也在"合纵连横"的多向平台。[26]商人组织的分群与结社，不仅受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关系也是深层因素。

归根到底，同业公会是为行业商人市场生存与发展服务的，这一点与行会并没有根本不同。基于历史时序的 “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判断固有其必要，但就当时的商人与企业来说，更需要通过同业公会的制度与组织，在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中应变求生，组织与制度是否实用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3）行业案例与经济导向的凸显

笔者粗略统计，在近十年间，同业公会研究涉及到的行业类别达到三十余个，较此前有明显增加。其中，既有传统的丝绸、丝织、典当、钱庄等行业，也有银行、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新兴的行业。就工商比例看，涉及商业行业较多，工业行业较少。在区域空间上，也有扩大。早期的同业公会研究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不少学者批评研究的空间范围狭小，影响到整体判断。就这一时期的情况看，上海仍是众所瞩目的中心，但样本选择也明显多样化。天津、汉口、北京、成都、重庆、济南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工商业发达之地有更多讨论。广西桂林、梧州，新疆、贵州等地也有所关注。在时段方面，在较早的商会、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是研究重点，对于抗战时期及以后、1949年至1956年期间的研究较为欠缺。在这一阶段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仍是研究重点，但对抗战时期及解放初期的讨论则有明显增强。

在传统行业方面，丝绸业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行业，其行业公所亦具有悠久历史。王翔、魏文享、毛燕武等曾撰文讨论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组织演进状况。[27]在2003年后，丝绸业仍继续得到学者关注。陶水木、林素萍以杭州市档案馆藏的丝绸档案为基础，对丝织工业同业公会、电机丝织厂工业同业公会、绸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侯丽华对抗战后苏州丝绸业公会的研究，张玮对上海绸段业商人及同业公会问题的研究，郑小灿等对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绸业公会创立商业承兑汇票活动的研究，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行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28]典当业是较为古老的行业，在近代亦面临变局。杨现华、李维庆在对近代杭州等地典当业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同业公会的角色问题。[29]

在近代金融业方面，钱庄业同业公会和银行业同业公会是关注的焦点。钱庄作为本土金融机构，在近代面临生存挑战，有不少学者结合钱业公会进行讨论。[30]较为集中者，是上海和汉口的钱业公会。吴景平、邹晓昇、张徐乐、李燕等研究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变迁及经济活动。[31]陶水木、杜询诚、魏忠等讨论了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业内习惯等问题。[32]刘俊峰讨论了汉口钱业公会在稳定市场方面的作用。[33]这一时期银行公会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行业组织，王晶、张天政、张徐乐、郑成林等人的研究主题与时段相互补充，正好建构起上海银行公会的变迁史。此外，还有吴晶晶对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的研究，万立明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公会与票据立法问题的研究。[34]张晓辉对广州银钱业的研究，胡建敏对杭州银行公会的研究，刘志英、杨朋辉对抗战前重庆银行业公会的研究，都值得关注。[35]与银行业及公会研究直接相关的银行学会、《银行周报》也得到发掘。[36]

近代出版业的同业公会在行业管理尤其是版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功用。邓咏秋、王小宝、严明丹、唐婧的研究既涉及到20世纪前半期出版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建构，更侧重对同业公会与版权纠纷问题进行研究。[37]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行业同业公会过去关注较少，不少学者结合行业经济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近代的旅业同业公会多由旅社、饭店、客栈共同组成。龚敏、杨庆武、黎霞分明撰文对同业公会进行研究。[38]高红霞的研究表明，在糖业同业公会之中，还存在各乡帮式的会馆公所，闽商和粤商会馆为其核心。[39]此外，如王明亮对建国初期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讨论，刘章对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及行业组织的讨论，王琳对沦陷时期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物资统制行为的分析，都有助拓深相关行业经济的研究。[40]

一些新兴工业行业的同业公会也受到关注。徐涛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资料，对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41]张胜平认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是较为成熟的现代化资产阶级同业团体。[42]王静则对天津的航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43]在营造业方面，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就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44]在近代新兴的制药工业方面，彭善民对民国时期上海制药同业公会的组织变迁与功能进行了讨论。[45]吴娟讨论的则是1946-1953年间商业性的新药同业公会的组织沿革及行业治理状况。[46]

一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过去因为史料不足，讨论较少。现在，学者们从同业公会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生活化的行业史。在服装方面，陈万丰曾对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有过介绍。翟梅宇的硕士论文则专题讨论了上海的时装业同业公会的行业作用。[47]宋涛的硕士论文讨论了近代上海的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的情况。[48]咖啡馆是近代都市消费及西式生活的重要象征。陈文文认为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公会规范各咖啡馆的营业、协调咖啡馆之间的矛盾。[49]壅业（粪业）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王芳芳讨论了苏州雍业公所成立的原因过程及在推动苏州城市卫生体系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