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中，关于同业公会市场角色的定位更为多元化。学界不是单纯从“资产阶级性”或“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更注重将同业公会置于政府、公会与企业，或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维空间里定位。大致来说，分以这样几类：

其一是从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入手，将同业公会置于社会系统及国家体制之内，提出“中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团法人”等观点。魏文享通过制度与职能分析，认为同业公会属于“中间组织”，其中间性的治理机制包含有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中介涵义。[89]也有学者将商会、同业公会归于“非政府组织”之列。将同业公会视为社团法人或者利益压力集团的观点，也是强调公会作为民间组织与国家权力的区分。李德英由此分析城市政府与同业公会的关系。[90]“中间”角色的观点强调在政府的管理调控和企业的自主经营之间，同业公会立于行业利益，既整合业内意见规范行业秩序，也与政府交涉以维护公共经济环境。“非政府组织”强调其权力来源的民间性，同业公会自治权属“私权”而非“公权”。独立社团法人的观点既强调同业公会的自主性，但并不否认其体制内的角色。其二是着眼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定位。不少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相关理论，认为同业间虽存在竞争关系，但共处于同一市场环境之中，也存在广泛的行业公共利益。不少学者认为，同业公会是理性契约的结果，也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同业公会通过建立行业业规和规范营业秩序，促进着行业的长远与整体发展。同业公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非简单的二元选择，不少学者强调同业公会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结合，也有强调这一变迁过程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结合。同业公会有本土的会馆公所传统，商事习惯、人情要素、自我保护等情况依然存在，但又与国家法规相互调适。郑成林在关于银行业研究中提出双向桥梁和多边网络的观点，张炜在关于上海绸缎业行业组织的研究中，都强调到同业公会对于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性。[91]其三是着眼于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角度的分析。这一观点强调同业公会作为行业利益集体代言人的角色，与国家、社会及其它组织相交涉，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相对而言，利益集团的对抗色彩稍浓，但并不否认公会自我保护中的陋规因素。邹晓昇在钱业公会的研究中运用了这一视角。

这说明，行业自治不是单一维度的行动，其边界如何，取决于公会与政府、企业的互动关系，也取决于社会环境与市场状况。同业公会既承担有基于行业利益的权利与义务，也有基于政治法律及社会责任的权利与义务。

同业公会需要承担政府赋予的职责。杨庆武的硕士论文讨论了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认为同业公会是行业自治及对外联系的中心，与政府、商会等建立有密切联系。[92]魏文享研究了工商团体协助政府包税的问题。[93]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的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也与政府开展合作，为新币制建立发挥重要作用。[94]魏文享认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商人团体在控制物价、防止囤积居奇、分配物资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95]同业公会会为维护自身利益，竭力争取有利的政策环境。郑成林、万立明的研究表明上海银行公会在《银行法》和《储蓄银行法》出台过程中有主动的意见表达。[96]邹晓昇则从压力集团的角度，讨论了钱业公会对银行法的反应。[97]

政府与行业公会因利益之争夺，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早期的研究揭示，在抗税减税问题上，同业公会常常与政府抗衡。樊卫国以抗战后上海的劫余纱布案为例，分析政府在接收过程之中的抢夺及官员腐败行为也会引来公会的严重抗议。作者认为，“私权”未能与“公权”制衡对抗，但抗争行为仍值得肯定。[98]李柏槐认为地方政府试图在组织、业务及精神方面加强对同业公会的控制，但其抗捐行动并不稍减。[99]杨现华以杭州市档案馆典业档案为基础，认为杭州典业公会既协调同业内部事务，亦与政府交涉争取税收减免及有利政策，提升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100]

在沦陷区，政治力量与同业公会的关系呈现出较为特殊的情形。左海军研究沦陷时期日伪政府通过建立新民会分会及组合，强化了对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人员的控制。[101]沦陷区同业公会研究以上海较为集中。在沦陷之中，上海银行公会仍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102]王春英以认为在孤岛时期，汪伪维持并改组了同业公会组织，商统会通过同业公会对商号实施行业统制。[103]杨天亮、王琳对汪伪时期上海环球货品（百货公司）业同业公会的情况进行了讨论。[104]张天政对1937到1945年的上海银行公会进行了研究。[105]

在1949年后，政府与同业公会之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统制也有较大区别。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由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改造成为集专业性与统战性于一体的人民团体。[106]刘文智认为改造之后天津同业公会丧失独立性。[107]朱江燕利用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工商联档案，也讨论了建国初期上海同业公会的“自我革命”问题。[108]崔跃峰认为在政府强力介入下，同业公会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109]王明亮在关于上海国际贸易公会的研究中认为，同业公会承担政府赋予之行业管理职责，不过在改造中逐步丧失独立性，且政治任务所占比例上升。[110]在“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国家形态转换视野下，商人团体由立足于民间与市场到纳入党政体系，其中也蕴含着建国初期政治、市场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