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业规，是行业自治的行为标准。新的业规，与旧的习惯如何调适，与政府法律体系如何互动，都是极其关键的问题。这一阶段学界对于业规的制订、效力及其运作的集中讨论，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政府经济管理权与行业自治权关系的认识。

（2）同业公会与市场秩序

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市场秩序是指不同市场主体之交易行为所形成之客观结果及状态，其程度受市场信息、市场规则、市场主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市场秩序需要内生规则及外部环境。良好的市场秩序，既符合竞争、自由、公平原则，也符合同业大多数从业者之长远利益的。同业公会作为市场主体集体理性的契约组织，在市场秩序、市场环境方面究竟如何作为，受到广泛关注。

同业公会在价格变动方面的集体行动，主要体现于市场议价及价格管制两个方面。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以市场议价为主。高红霞认为糖商业最重要的活动是以茶会方式进行行市议价和商业交易，这并非可简单等同于行业垄断，而是市场化定价的体现。[67]侯宣杰认为广西的同业公会致力于平抑物价、稳定金融，统一度量衡，规范交易规则，打击走私售假等活动有助于城镇经济发展。[68]价格管制主要体现在抗战及抗战后的内战时期。彭善民认为上海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在调控同业价格、争取原料配额、提升制药水准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69]。吴娟认为1946-1949年间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活动体现在管理市场价格、实施药品与外汇配售等方面。[70]上海旅商业同业公会为配合政府实行限价,在行业内成立了房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价格成本和市场行情。[71]这些研究体现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价格变动的复杂性。不论同业公议，抑制过度竞价，或者在非常时境下配合实施价格管制，都很难以垄断一语而蔽之。

市场信用是判断交易主体价值的重要标准。王玉茹、张炜认为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是一种人为创生的私人秩序。在市场法制欠缺的情况下，公会作为自治式的信息机制或信息载体，解决了绸缎业市场声誉机制的重建及维持问题，在识别绸段商的类型并借贷声誉方面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72]魏忠认为，上海钱业公会之所以能够在协调同业意愿、维护行业信用方面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公会以团体方式与政府交涉、与会员协调，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提升行业收益。在自由型市场中，协会组织、协调行动和行业规则构成多边声誉机制，可以扩大市场交易，增加社会收益及政府税收。[73]刘爱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以合法法人地位为基础的制度化网络与非制度化人际关系网络，为经纪业交易提供重要保障。[74]

众多学者集中对银行公会与近代银行信用及同业监管等问题进行讨论。在国家银行信用制度不力的情况下，银行公会通过自主行动，采取系列措施强化银行信用。郑成林认为，公会设置公共准备金与联合准备库，建立营业报告制度和发行准备检查制度，设立票据交换所都有利于降低运行风险，提升行业信用。[75]吴晶晶、张天政也分别撰文肯定上海银行公会建立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汇兑经纪员公会等行动的正面作用。[76]重庆、杭州的银行公会也受到关注。刘志英认为，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建立后就成为稳定重庆金融市场、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发展的重要力量。[77]杭州银行公会也在建立信用制度、成立联合准备库、设立银行业票据交换所方面取得实绩。[78]

除前文所言的常规性业规外，同业公会也采取许多实用措施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王琨也肯定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公会在增进同业福利、协调劳资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为。[79]杨庆武认为旅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活动是制定行业规则、调解同业纠纷、协调劳资关系、维护行业利益。[80]郑小灿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绸业公会的研究表明，上海绸业公会得到银钱公会及中央银行支持，创立了商业承兑汇票，促进市场流通。[81]陶水木、邹荣华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由南北市钱业会馆、公所组合而成的上海钱业公会掌握“银拆”和“洋厘”交易利率，在稳定市场方面表现抢眼。[82]邹晓昇认为上海钱业公会在联合同业研究业务及经济事项之进步，改良营业方法，促进同业合作方面表现不俗。[83]刘俊峰认为，汉口钱业公会与政府、商会、银行公会多方交涉，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障钱业的根本利益。[84]在轮船业方面，张胜平认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在调解劳资纠纷、维护行业环境、维护航权、投身公益方面亦有所作为。[85]在书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之中，版权是最核心的问题。王小宝认为从1930年到1937年上海书业公会致力于促进出版自由、文化发展，营造良好之文化环境，推动了书业市场建设。[86]严明丹认为书业商会立足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解决翻印版权纠纷案、要求加入版权同盟案和图书免税案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书业商会反对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反映中国出版业所处困境。[87]唐婧肯定公会在协调同业版权纠纷，协助同业查究伪版，解决涉外版权活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88]可见，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波动及面临困境之时，其行动能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行业交易制度中的地位。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同业公会主要是着眼于从宏观的行业环境和制度平台入手，为行业交易及市场信用提供平台。同时，积极应对非常时期的经济环境变动，也不排除有自我保护的利己行动。相对政府的规范及救济行为而言，同业公会对市场的反应往往更为迅捷。有些则因为会员或非会员企业有规不遵，破坏了集体行动的一致性。

（3）行业自治与政府管理

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治权与国家的经济调控权、管理权之间，究竟如何定位，自治权的边界如何界定，都存在不同意见。在早期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时期因政府权威缺位而带来的市场空间，扩大了商人团体的权限。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党治秩序的建立及财政税制的完善，政府强化了对经济团体及市场事务的管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商人团体的自治权受到制约，其“市民社会”的特性在不断丧失。严格来说，在不同时期及不同政治形态下，经济关系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政府与商人团体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非完全同步,行业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也不可以程式化的方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