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在组织制度研究方面。研究组织与团体，组织本身及制度建构是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较为明显的是，早期的许多研究基于法律制度、章程规条及组织结构来进行问题解释对，公会实务与人事关注不足，容易从结构－功能或国家－社会的角度得出似曾相识的结论。在行会、同业公会与商会的比较之中，也容易满足于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或传统性作为其问题中心。较之定性分析，笔者认为“过程”和“实务”分析能够推动讨论的深入。其二是同业公会研究偏离经济的中心主题。商会史因是在资产阶级研究的背景之下兴起的，同时商会作为跨行业的商人群体代言者，其活动中心不仅在于经济，更在政治及社会层面有着广泛的作为。同业公会的职能当然也是全方位的，但本质上还是基于维护行业利益而存在。已有研究虽对公会经济职能有所讨论，但还不够细致，缺乏动态描述。其三是同业公会的行业特质揭示不够。在行会史的研究中，主要是摘取不同行业记载或碑刻的综合研究，史料零碎，很难见到对同一行业行会一以贯之的研究。行会制度的整体概貌虽然勾画出来，但与所属行业发展的具体关系却不甚了了。在商会的视野中，同业公会常被视为次级组织、基层组织，其活动均是在商会统筹之下展开，公会也为支持商会而存在。真实的情况是同业公会也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下，不同行业的进程及反应也是不同的。如何深入行业，揭示行业的差异性，显然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隐藏的困惑有些是行会史、商会史研究本身也存在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推动商会史走向整体史研究，或走出“商会”的商会史，强化同业公会研究也是题中之义。换而言之，同业公会研究，既需要发挥已有优势，吸取行会史与商会史研究之长，同时更要专注于行业特质的发掘，弥补现有的缺陷。

（2）制度变迁与组织网络主题的延续

自2004年至2012年间，经学者努力，大量沉睡的公会档案被发掘出来，更多行业个案得到剖析，所论问题也更趋深入。按成果数量及类型来分析，从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著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大要。

在期刊论文方面，撰写发表直接以近代同业公会为题的期刊论文有50篇左右，在数量上有较快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以同业公会为题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为数可观。初步估计，数量近20篇，以同业公会为专题的博士论文约6篇。既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也有法制史及中共党史学科的，显示出这一新兴学术主题的吸引力。依学术机构划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东华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位列前茅。在著作方面，朱英、彭南生、魏文享、李柏槐等对同业公会制度的综合研究[8]，郑成林、王晶、张天政、张徐乐等关于上海银行公会，张玮关于上海绸缎业公会的行业性研究，都是同业公会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9]就选题而言，在这一时期的前三四年间，对同业公会的宏观制度及组织网络较受重视，可视为基础和归纳性的研究。最近几年，学术兴趣则明显集中于行业个案研究，可视为细化和深入。

作为近代新兴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之存在系以共同利益、会员认同及法律认可为前提，其目的是通过行业层级的整合与治理，保证行业之利益。因此，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名实之变的背后，实是行业管理方式的制度转型。一些学者或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或结合同业公会的政治、法律及市场定位，来讨论同业公会制度建立的路径。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方面，学者们注意到社会及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彭南生认为，传统行会以内在性的制度变迁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需要。[10]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兴起是政府与企业的双重选择，晚清民初结社环境与同业意识的增强为公会成立奠定社会基础。[11]朱英等合著的《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考察了自近代及至当代中国行业组织的变迁史。[12]在同业公会的制度构建中，政府的政治及法律规定直接涉及到其在社会及市场系统中的角色定位。樊卫国将近代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和商会等作为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些组织发挥着民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社会控制功用。[13]魏文享认为政府管理存在规范、授权与管理的多重效应，同业公会具有中间组织的政治与经济特性。[14]张强认为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是上海银行公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15]行业组织的形态与市场转型、商业传统及政治社会因素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与基于同业公会在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定位不同，同业公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也受到学者关注。学者们放弃较早主要着眼于文本的判断，注重从实践与史料出发来讨论问题。同业公会是“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现代性”因素固为其主流方向，但会馆、公所时期的惯行旧风却不易立时去除，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朱英撰文指出，同业公会之中存在新旧杂陈的过渡特色。同业公会容易倾向于以垄断方式和依赖政府保护同业利益。[16]李柏槐认为，成都地区的同业公会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合体。[17]

在同业公会职能研究方面，政治、社会与经济议题均受到关注。魏文享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既有合作政治，也有自主诉求。[18]毕艳峰提出，利益集团属性是同业公会的根本属性，同业公会参与政治之目的在于谋求自身利益，但集体行动中也存在商号背离集体公共行动寻求私利的状况。[19]一些研究也涉及到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及同业教育问题，肯定其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体现同业公会的社会责任。[20]但总体上，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中对经济职能的关注明显增强。在数量丰富的行业个案研究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时段之经济政策、市场秩序、行业兴衰、商事习惯，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文对此再加分析。